刘志军案一审开庭
共罪体系
分析刘志军向下“卖官”的具体案例，六个铁路局或分局的局长都是向其行贿后得以提拔，具备一定规模和范围后，暴露的可能性越发小。
官职交易的犯罪基因将买卖双方结成“朋党”，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和攻守同盟。一旦体系内有官员涉案被查，同盟将集体施救，避免体系土崩瓦解。而在具体的危机干预中，掮客角色应运而生。
2008年，何洪达由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一职落马，接受中央纪委的审查。期间，刘志军担心他收受何洪达10万美元的事实暴露，便指使山西女商人丁书苗想办法疏通关系，帮助何洪达脱罪或减轻罪责。此后一年，丁书苗及其女儿找到刘琳、陈建威、李其伟和陈斌帮忙，先后支付对方4400万元。
这次请托最终没能让刘志军满意，何洪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丁书苗随后找到陈建威，对方表示无能为力。此后，刘琳等人因涉嫌诈骗罪受审,并分别获刑12年至15年。这笔钱也成为刘志军日后被指控的数额最大的一笔受贿。
虽然未使何洪达彻底脱罪，但并不能说刘志军的“施救”完全失败。何洪达1452万元的犯罪标的，已属数额特别巨大，14年有期徒刑并不为重。此外，刘志军也打消自己涉罪被供出的疑虑。
因此，在共罪体系的背景下，“官市”的规模越大，利益共同体也就越稳固，并有向买官链条上下游持续复制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