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简政放权
●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关系应是一种“伙伴关系”，政府在保基本之后，应给民间组织更多活动空间
“总体而言，中国现代慈善事业起步较晚，数量少、规模小、公信度不高、能力弱。”邓国胜说。最大挑战则是信任危机。“面对公众的质疑，慈善组织应该将危机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对中国慈善组织来说，也是一次推动改革的契机。例如，中国红十字总会在郭美美事件后，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开始建立更完善的信息披露系统。遗憾的是，还有很多慈善组织，在这些事件之后，没有任何改革的举措。”他说。
他认为，未来慈善组织的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个人、企业自发成立的慈善组织，释放社会活力；另一方面，要加大官办慈善组织的改革力度，特别是去行政化改革，即慈善组织去行政级别、去铁饭碗的编制，按照慈善组织自身的规律运作，不断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管理制度，通过自身的透明度、公信力和效率赢得社会的信任与捐赠。
“政府募捐办事，公众出钱，这样的慈善模式，自从各种慈善‘事件’曝光后，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说，现代慈善事业追求的是要形成一种社会制度，从民间的立场、以利他主义和互助互济的方式来补充政府保障的不足。慈善不应仅仅是政府的分内事，不能疏远民间机构，在法规、资源等各方面将其边缘化。
唐钧认为，考虑到我国国情，再与“现代慈善”相联系，我国发展慈善事业，可能需要采取一种“混合”的模式，而不是单纯的借用国外某一种模式。
首先要处理好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关系。按国际惯例，政府和民间机构应该是一种“伙伴关系”。政府应引导同一服务领域的事业单位和民间机构进行“准市场”、“非营利”的竞争，也就是说在对价格调控的前提下主要在服务质量上进行竞争。作为社会服务“供应者”，政府必须“一碗水”端平，使社会服务“生产者”的事业单位和民间机构能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然后通过服务质量的竞争分出优劣，优秀者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更重要的是资源的配置。在政府保基本之后，社会领域的其他方面就应该向慈善事业开放。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政府必须要大度地让渡出来。慈善事业可以通过非营利的经营，适当收取服务费用，此资金来源之一；政府也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直接投资和购买服务，对慈善事业注入资金，此资金来源之二；慈善事业还可以通过社会募捐来筹集资金，此资金来源之三。如此，慈善事业方能在资金（资源）方面左右逢源，可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国外慈善组织的发展来看，邓国胜认为有四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立法保障，例如，早在1601年英国就颁布了《慈善用途法》，以后不断修订完善；二是政社分开，政府不干预慈善组织内部运作，但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三是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大力鼓励和发展基金会，因而国外的基金会非常发达、实力非常雄厚，基金会在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社会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四是注重公众慈善意识和理念的培育，通过表彰等激励措施，激发公众参与公益慈善的热情，公众的志愿精神较强。 （李红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