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报道，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邵宗海16日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说，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习近平在会见萧万长时，特别再度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内容的看法。习说：“希望两岸同胞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陆和台湾取得的每一项发展成就，都值得两岸中国人自豪。两岸同胞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是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

　　其实，早在2010年同样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当时习近平在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时，就已有如此阐述。根据当时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的说法是：“坚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巩固和增进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保证。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当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旋律”。

　　文章说，这样的谈话，如再加上习近平还提出了“四个希望”，其中有三个希望就与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有关。依据习的说法，他希望本着两岸同胞一家人的理念促进两岸经济合作，希望两岸加强经济领域高层次对话和协调，共同推动经济合作迈上新台阶；以及希望两岸加快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后续协定商谈进程，提高经济合作制度化水准。依作者来看，这项谈话明显的是只强调“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加强，以及民族情感的认同”，一点也不涉及任何政治性对话，在在说明北京现阶段是要维系台湾对大陆的信任与互赖。

　　为什么北京对台的谈话开始趋于低调，为什么谈话内容偏重在经济层面，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还是锁定在经济合作，参与成员其中就有80%是企业界人士，即使台方代表团的成员也是如此，所以习谈经济合作非常自然。再加上他在主旨演讲中也特别提醒：“天下仍很不太平，发展问题依然突出，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整体复苏艰难曲折，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多风险，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上升，各国调整经济结构面临不少困难，全球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所以经济的强调变成是趋势。

　　文章说，但另一方面，在习上任后，对内部施政的重点要尽速树立“工作作风八项新规”、同时也要立即进行“改革”与“反腐”的措施，已是他优先推动的项目；另外，对外的战略布局例如“大国首要”是首访俄罗斯、“周边关键”是解决与美日的争议、“发展中国家基础”是拉拢非洲国家、“多边舞台”是参与并主导金砖五国峰会与博鳌亚洲论坛，刚好是当前大陆作为崛起中大国的急务。因此这些措施的推动，相对来说，是否有压缩到对台湾问题优先处理的空间，就引发讨论。

　　实际上，从上述习近平对内施政理念，以及对外战略布局的看法来说，应该可以得出三个可能对北京“对台政策”产生影响的评估：

　　一、在习近平最初执政的半年时间，他必须先让内部的改革与反腐的措施进行推动，期能获得民众的肯定，与此同时，他也需要让他对外的战略布局完成部署，因此当习的重点均须摆在“内外”这二块领域时，台湾问题的处理就不再是排在那么优先的顺序上。

　　二、中美之间虽然沟通良好，且双方高层的互访仍属频繁，特别是美国新任的财政部长在习接任国家主席时就是第一位接见的外宾，接着副国务卿在博鳌亚洲论坛揭幕后就要到北京访问。紧跟着就是国务卿、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将先后前去中国。当这样的状况仍然无法厘清中美两边目前存在的岐见，就可想象双方关系真的是处在“既竞争又合作”之复杂一面。因此当美国的因素仍被北京视为最大挑战之时，可以推论中共绝对无意在现阶段弄皱台海的一池春水。

　　三、最重要是目前的两岸关系是历史上最和谐时期，在没有“立即而且紧迫”的危机出现时，北京当然没有必要将和谐现状去做剧烈的改变。如何让原先的对台政策继续运作，应该是习近平重要的考量。因此，把台湾问题的处理暂时搁置，以便挪出时间去因应其他内外的挑战，应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