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的政治观
当下的政治思想生态中被粗暴地以“左”“右”来区隔，“左”在广义上是追求公平践行社会主义理念的一派，“右”则是追求效率践行资本主义理念的一派，二者并非没有共同点，都声称追求所谓的自由民主和民富国强，但在网络舆论场尤其是微博上讽刺挖苦多过理性对话，缺少严谨的历史论据和推演，极尽嘲笑之能事，各自总觉得真理在手，居高临下。
进化之后的现“公知”们在大众意义上被划分为“右”，唯美国马首是瞻，强调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时时不离嘴，将市场看成是万能钥匙，他们内部也会抱团取暖，互相支持，对论敌群起攻之，无“最大公约数”。
现“公知”的领军人物李开复和潘石屹等都会在时政议题上有所发挥，就在还没有完全冷却的“宪政热”中都有他们的声音，李开复8月5日的一则微博写道：“《中国若动荡，比苏联更惨》一文中屡次使用陈旧过时的俄罗斯数据，却掩饰了近10年的腾飞。该文章若是10年前发表，在俄罗斯现状方面还有一定的说服力。今天发表，说好听点是鸵鸟思维，说难听点就是谎言蒙骗。”而潘石屹在8月7日的微博则是：“好的体制在激发人的潜能、智慧、创造力，欣赏他们。不好的体制在抑制、打击这些好东西。”二者皆有所指。
除却以上二者，其他活跃的现“公知”们在每一个社会热点，甚至是政治节点（十八大、两会）都会发声，或明或暗，基本形成了一个套路，为“民主自由”鼓与呼，表面上挑战现执政当局，凡是有冲突的地方，第一责任人基本都是政府和体制，甚至在很多新闻事实还未清晰的时候就先入为主地定论，例如最近的“唐慧案”，几乎所有的公知从一而终为唐慧摇旗呐喊，但部分事实经由南方周末（通常被定义为公知一边的“右派”）有所翻转之后，全部哑然。
即便如上，现“公知”们依然清楚在中国大陆的生存逻辑，他们永远都会有一个底线，并非是真“勇士”，不该触碰的他们永远都会保持距离，他们大多都是从商之士，明白中国大陆的“政商关系”，不然也没有他们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姿态，甚至是被其自身的粉丝民意所裹挟，他们知道退路在什么地方，台阶在什么方位，如何与握有实权的官僚打交道，他们在言说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时候往往瞅准了一道安全的夹缝，必要时全身而退，这是不得不学会的政治哲学，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现“公知”们的政治立场和姿态也是其自身被贬损和污名化的帮凶，他们在政治上夸夸其谈，而在私下里却赚得盆满钵满，除了部分人象征性做一点公益赚取声名外，他们几乎与底层脱节，只迎合中产和小资们的情调，甚至有拿着资本和权力媾和的嫌疑，然后导致市场畸形，一味拉大贫富差距，激化整个社会的深层矛盾。
在中国大陆的生存逻辑中，当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些富有“公知”们的利益诉求开始转向，对自身的财富没有了安全感，便设法寻找一种途径来保障现有的利益和长期的资源需求，这既是商人的天性，也是现实中国的生存逻辑，所以，他们的政治哲学中，“对抗”仅仅是一种表层的态度，深层的合作和妥协才是真实的内心世界。
现“公知”们最擅长描述一种虚幻的未来，注入很多引人入胜的辞藻，而自己们却时时准备着和现权力进行或短暂或长期的欢愉，他们时时听候差遣，权力一有招呼，他们便鞍前马后笑逐颜开，这部分因环境而造就，部分因自身逐利的本性使然。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传统中国的“士文化”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中，清末接续其后的知识分子历经了风云变革和劫难重重，然而在现代文明的帷幕下，所谓的“公知”们只剩下实用的名利哲学和分裂的政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