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观察与思考要与时俱进
自从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引发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危机”。也有学者强调，这是滥觞于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被里根和撒切尔推向极端、导致全球性灾难的“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更有人断定，这场危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和“总危机”，其深刻程度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在评价和描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时，很多人使用了“资本主义风雨飘摇”的说法。
实际上，这场危机爆发之前，西方国家就已经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财政收入萎缩、税收收入锐减、社会开支庞大、政府债台高筑以及债权人惶恐不安等问题。当西方政治家们沉湎于国家寅吃卯粮的快感、老百姓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失去理性的高福利时，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就暴露出危机前症状。2000年至2007年间，美国经济增速由上世纪80-90年代的平均3.4%下滑到平均2.4%。号称世纪第二大经济体、曾大声疾呼要对美国说“不”的日本，经济低迷时间之长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
从资本主义当前困境的横向角度看，可以说资本主义世界三大板块美日欧都受到极大冲击，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契约三大资本主义核心要素都出现严重问题。资本主义世界因此面临三重困境：短期面临“缺需求、缺信心、缺对策、缺动力”的复苏困境；中期面临“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出口、重构福利制度”的转型困境；长期面临全球治理能力受损、国际事务主导权削弱、发展模式和价值观魄力不再的霸权困境。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对于新自由主义从“医治经济痼疾的灵丹妙药”泛滥成全球性危机的“罪魁祸首”，西方主要国家的主流政治家们大都没有意识，或者不想承认。在美国，政治体制失灵导致两党争斗不止，“财政悬崖”频现致使政府关门，超前消费与过度福利难以为继。美国是否已经走上全面衰落的不归路，大多数美国人不想认真研究和探讨。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西方不乏批评家，但没有改革家。资本主义国家此轮深度调整即使取得成功，走出困境，也很难再有冷战结束前后那种“美好时光”。正如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所言，工业化世界长达半个世纪的一次性的非凡发展将不再重演。
从资本主义困境的出路和前景看，由于西方国家没有真正汲取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教训，没有对银行体系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监管，下一场危机也许真的只是时间问题。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目前西方私营金融市场上的资产规模高达630多万亿美元，约为世界实体经济的9倍。美国最大5家银行的资产负债总额，比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还要大。面对此种情况，美国前财长警告人们：“是否存在发生新的金融危机的危险。我担心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美国债务目前高达16.7万亿美元，而不断提高债务上限，持续举债已成为美国维持自身运转的唯一选择。美国两党围绕债务问题展开的“政治拔河”，一旦出格，导致债务违约，对全球经济的灾难性影响要比2008年危机深重得多。世界著名投资家巴菲特预言，美国“债务违约的后果”对世界就像使用原子弹那样可怕。这并非危言耸听，有谁能够担保美国有朝一日不会出现债务违约呢？
种种情况说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很大，自我修复的能力还在生长，创新能力在许多方面还有所增强，有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开始缓慢复苏，但经济持续向好、社会持续稳定、政治更加开明的走势并不十分明显。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不确定和不可测的因素依然很多。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科技以及价值观、伦理道德等方面，还会有许多变数。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观察、研究和思考，必须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