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冲突问题上，西方和伊斯兰的矛盾迟迟解不了套，甚至有愈演愈烈之趋势。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说得比较坦率，他说，“在多元的、多种文敏并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促进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应为与西方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民族排忧解难。”相比之下，中国人讲“和而不同”，主张不同文敏互相关联、互相尊重、互相体让、取长补短，这比亨廷顿的观点要高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看来可能比西方自我中心的思维更有利于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的人口不到世界的二十分之一，却消耗着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世界上穷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最小、富国的责任最大，但全球变暖的最大受害者却是穷国和穷人。就像当年靠一人一票，不可能废除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一样，今天靠一人一票也不可能改变美国人浪费世界资源的消费习惯。欧洲也一样，虽然环保意识空前高涨，能源消耗也低于美国，但是要大部分欧洲人改变自己仍然是相当浪费的生活方式，谈何容易。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现在做得还不如人意，但从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已经孕育出比西方更为有效的环保思路和方法。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旦形成共识，解决问题的总体效率大大高于西方模式。近年来，中国在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等领域迅速走到世界前列就是一个例子。
总之，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中国模式回应了当今全球治理中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非西方国家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除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没有权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有没有权力以自己的理念和实践来全面影响全球治理的未来?中国的经验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样回答也体现了中国今天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
中国人今天应该以自己的价值观和成功实践来重新审视西方界定的一切观念和标准，儒民主、专制、人权、自由、普选、法治、多党制、市场经济、政府作用、市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GDP、人力发展指数、基尼系数等，该借鉴的借鉴，该丰富的丰富，该反诘的反诘，该扬弃的扬弃，该重新界定的重新界定，我们要把所有合理的东西吸收进来，把所有被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话语和标准体系，把许多被中国经验证明的成功理念和标准推荐给世界。
作者简介：
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
曾任美国韦伯斯特大学日内瓦校区国际关系教授，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人民网》专栏作家、专家，复旦大学兼任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