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共同主题”，至少在那些不是故意睁眼瞎的人们看来，美国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找的。今年夏天在华盛顿所上演的闹剧( 债务上限危机问题) ，让国民厌恶( 很多人认为国会不如解散算了) ，也令世界茫然，这在议会民主的史册中也前所未有。它的壮观场面甚至吓到了那些傀儡的背后操纵者。这些财团势力现在所关注的是，那些他们安排在国会办公室里的极端分子是否会选择毁掉美国——这是关照他们利益的强大保姆政府，这是他们自身财富和特权的靠山。
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曾形容政治为“资本交易在社会层面上的投影”，并警告“阴影的消散并不会改变其本质”。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阴影已发展为笼罩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乌云。财团势力，现在主要是金融资本，已经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以至于今天基本上已经不能算是传统的两大党派，在当下讨论的问题上已经远远不能捍卫民众的权利了。
对于公众而言，最应该关心的国内问题是严重的失业危机。在当前形势下，只能通过政府的重大经济刺激来解决这一主要问题，这需要远远超过最近的那一次，那仅仅使国家衰落和地方消费相符合，尽管有限的经济刺激确实能增加数百万的就业机会。而对金融机构来说，最需要关注的是赤字问题。因此，只有赤字问题被提上议程。绝大多数人青睐向极少数富人征税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72% 支持、21% 反对) 。削减社会保障的方案遭到了大多数人反对(69%反对削减医疗补助，79%反对削减医疗保险) 。其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
根据一项公众如何消除赤字方案的调查结果，其负责人史蒂文·库尔写道：“显然，无论是政府还是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与公众的价值观及其在预算方面的优先秩序并不一致。……财政支出的最大区别在于，公众赞成大幅削减国防开支，而政府和众议院却提出适度增加。公众所要求的在职培训，教育和污染控制方面的开支也要比政府或众议院所主张的多得多。”
布什、奥巴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现在估计高达4.4万亿美元——这是本·拉登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他曾宣称其目标便是通过把美国拖入陷阱而使其破产。美国 2011 年的军事预算，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按实际价值计算高于美国战后的任何时期，预计还要创新高。赤字危机很大程度上被制造出来作为一个武器，以摧毁令人讨厌的社会事业，而那是很大一部分群体的生存所系。伦敦“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写道：“它不是解决美国财政状况的当务之急……通过分期付款美国是能够借款的，该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接近3%，正如少数不歇斯底里的人所预测的，财政挑战是一项长期任务，但并非迫在眉睫。”很明显，他补充道：“美国联邦财政状况的一个惊人事实是，预计2011年美国财政收入将仅占GDP的14.4%，远 低于战后近18%的平均水平。同年个人所得税总额预计将占到GDP的6.3%。除非美国人，否则根本无法理解这个数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1988年，在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任期结束时，美国财政收入占到GDP的18.2%。要想消除赤字，只有大幅提税。”的确令人吃惊，但这正是金融机构和超级富豪所需要的，并使民主迅速萎缩，那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赤字危机是由野蛮的阶级斗争造成的，但长期债务危机是严重的。并且自罗纳德·里根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以来，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增加三倍的国家债务和迅速增加的对经济的威胁又被乔治·布什雪上加霜。但目前来说，解决失业危机才是当务之急。
对危机最终妥协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最不正义的有条件投降——是与公众所一直要求的完全相反。这基本上会导致经济增长更缓慢，并且对几乎所有人造成长期性的不利影响，除了富人和大财团之外，他们正好可以获取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不会不同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目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就业机会和赤字增长问题，而不是过度的预算赤字”——这一预算2011年8月在华盛顿达成，虽然它更可能是一个最终实现不了的计划，但还是很可能对美国经济的持续恶化火上浇油。
至于说用其他工业社会中的医疗保险体制取代美国功能失调的私有化的医疗保险体制，希望降低人均医疗成本的一半，却取得至少同样的甚至更好的健康成果，以此来消灭赤字，就更没有探讨的必要了。尽管设想很实际，但金融机构和制药业的强大势力根本不会让这样想法被正式考虑。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提议也被否决了，如征收小额的金融交易税这类经济上合理的措施。
与此同时，新的礼物定期地被大肆花费在华尔街上。应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要求，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削减预算，而这将会成为反金融欺诈的主要障碍。消费者保护机构是不可能完好存活的。国会在对未来的战争中操纵着其他武器。在面对共和党反对环保问题上，“美国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放弃了全国从现有的燃煤电厂回收二氧化碳的最大努力，严重打击了遏制排放阻止全球变暖的努力”，纽约时报报道。
这种自我伤害的打击，虽然愈演愈烈，但并非最近的发明。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经历着重大的转变时期，结束了通常所谓的( 国家)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有两个主要因素： 一是金融，一是生产向海外转移，都与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以及战后关于资本控制和货币调节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有关。“自由市场主义”依旧是大热门，管理者进一步鼓吹道。因为他们被转为放松管制，公司治理结构将首席执行官的巨额回报与公司短期利润及此类政策决定链接起来。结果集中的财富产生了更大的政治权力，恶性循环加速导致财富极端地集中到人口的1%手中，主要是那些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冲基金经理，等等，而大多数人的收入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
与此同时，选举的成本飙升，使美国两党更深地陷入财团的钱袋里。剩下的政治民主遭到进一步破坏，两党已转向拍卖国会的领导席位。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弗格森指出“发达国家的立法机构中间，惟一只有美国的国会党团在立法过程的关键时段明码标价。”那些资助党的立法者得到职位，几乎毫无疑问，即成为私人资本超乎寻常的仆人。结果，弗格森继续说到，辩论“严重依赖于不厌其烦地重复那些久盛不衰的，迎合为领导者所依赖的国家投资集团和利益团的口号”。
后黄金时代经济正开始一场由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设想的噩梦。二者均认识到，如果英国商人和制造商进行海外投资并依靠进口，他们将获利，但英国受损。两人都希望通过本土主义避免这些后果，即人们仍倾向于在本土投资并使之发展壮大。李嘉图希望，由于本土主义，大多数有财势的男人都会“满意在本国的较低的利润率，而不是为了他们的财富在外国寻求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投资”。
在过去30年，那些被史密斯称之为人类“大师”的人们，已放弃任何对他们自己社会中的福利事业的关注，代之以专注于短期利益和巨额奖金; 只要国家仍然作为一个保姆样地去迎合他们的口味，那社会终将腐坏。2011年8月4日的《纽约时报 》头版上出现了一个图示说明，并排的两个主要故事相映成趣。其中一个讨论共和党人如何热切地反对任何“涉及增加财政收入”的提议——对富人税的委婉说法。另一个标题是“尽管已经被贴上了标签，奢侈商品还是飞离了货架”。对富人和财团减税到低点的一个借口是他们可以通过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现在他们不能有所作为，只因他们的口袋都装满巨额的利润。
这一发展前景被银行业巨头花旗集团制作给投资者的小册子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出来。该银行的分析家认为全球化社会正分裂为两个阵营： 富人经济学和其他。在这样一个世界，增长源自于少数富人的推动，也大部分为他们消费。还有那些“非富人”，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即现在通称的全球普通大众，这些劳动阶层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美国，他们属于“不断增长的不稳定的工人”，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向美国国会夸赞自己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表现时，对此解释说这是一个健康经济的基础。这才是全球化社会中真正的权力转移。
花旗集团分析师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机会就在那里。他们所谓的“富人经济学股票篮”，远远胜过 1985 年以来出现的世界发达市场指数，当时让富人变得更富有的里根-撒切尔经济方案开始走俏。
新的后黄金时代金融体系在 2007 年股市崩盘这个问题上责任重大。此后，这些机构获得了惊人的经济实力，其所占企业利润的份额增加三倍以上。股市崩盘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从纯粹的经济的角度探讨他们的功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整体影响可能为负值：“金融体系的成功对实体经济的效益无所裨益，而股灾使财富从纳税人向金融家转移。”通过清除政治民主的残余，他们开始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其受害者愿意默然承受多久，这条路就会有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