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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瑞典暴力冲突看欧洲福利国家困境

欧洲现在实际上正经历拉美化过程。现在突然系统里出现这么多不工作不赋税的人,系统自然承受不了,系统的包容能力向心力下降。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半永久地排斥在外,当然社会整体的紧张感上升。

  三、重审欧洲移民政策

  移民与难民,一字只差却决定几代人生活轨迹。

  比较欧美移民制度,原本福利水平不高的美国移民门槛反而较低。只要能吃苦,第二代即使成不了五月花的白骨精,至少也是“美国人”,除了当年排华和二战时的囚禁日裔,一般不会有人质疑你的“美国性”。而高福利而老年化的欧洲,一方面需要移民,一方面却又为了要保护现有系统里人们的福利而为移民融入设置极高的门槛,浪费资源。这样下去,欧洲只有不断的伊斯兰化了。

  美国也时有骚乱,但总统一般不会质疑骚乱者的“美国身份”。在瑞典,同样情况下,这永远是首先被质疑的一点。首相咬文嚼字地说,在瑞典土地上要遵守瑞典法律,服从瑞典警察。潜意识中,是瑞典和非瑞典的对峙,不管是否是公民或第几代。而在美国第二代中,会更容易培育出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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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欧洲却至今在欧洲是否是移民国家此一问题上含混不清。出于人道主义,欧洲是可以接受难民的,出于劳动力市场需要,欧洲是可以接受工作移民的,甚至于出于钱,还可以投资移民。但移民二字之前一定要有定语。言下之意,定语不复存,你可是要走的。就这样,名不正言不顺间,欧洲的面孔却急速发生了变化。

  要把这些人融入,最好当然是通过工作。但这却要将欧洲僵死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激进改革:雇主能轻易雇人,但也能轻易裁人。这可是现今欧洲左右政治的死穴,主流得益者怎能为让新移民能轻易找到工作而放弃自己的享受多年的保障。僵持下,自八九十年代,欧洲的融入政策就进入死胡同,拉美化不邀自来了。

  当然有相当部分移民进入中产,买房买车,生活红火,自认为made it,但即使是他们的认同性也是可疑的,主体性也是不明晰的,总有寄人篱下之感,美国那样自然的二代美国人的主体认同感是没有的,有个风吹草动,主体性异体性永远是第一个浮上水面的话题。

  在欧洲历史上,对这种主体性认同体验最深的莫过于犹太人了。自斯宾诺沙到门德尔松,改教的,改名的,从事着社会相当体面工作了。几百年过去,风向一转,仍不能防止他们的邻居欢天喜地地看着他们一家老小提着行李上卡车奔赴集中营的命运。

  战后欧洲犹太人是高举着三个保命符来保持他们在欧洲的存在的。第一是大屠杀、毒气室,犹太人不时就要祭出这个杀器来提醒欧洲人规矩一点。第二是手中的强势的金权媒体话语权。就这样他们还是要有个以色列家园,以防万一。战后欧洲多文化主义至今才60年,这些没有金权的人若天真地以为就此真能融入,那到了他们自己也提着行李上卡车的那天,想哭都晚了。

  别的不论,就看看前南斯拉夫各族,肩并肩生活近上千年,时候一到,仍然毫无障碍地屠杀强奸邻人,这还是在欧洲土地上有自己历史家园的人。对所有新移民,从未在欧洲土地上有过历史家园的人来说,拉美化是不可避免的,合乎逻辑的,唯一的。清楚地认清这一点对在欧洲各族夹缝下中存活下来是重要的。

  【一点感想】

  康向宇

  以上是@北欧驼鹿 君的文字,下面谈一些我自己的零碎而不成体系的感想。

  福利国家制度更多是为内部高度同质化且有向心力的封闭小共同体而设计,这种通过高税收和再分配来维持高福利的制度,本就更适合于孟德斯鸠所谓的“小共和国”。高福利使部分人能够摆脱劳动这一生活的必然性,当怠惰之风蔓延,这一制度必然会出现危机。

  在人口流动加快、跨国移民增多的全球化时代,福利国家制度更多是一种“表面的公平”。为了维持系统的运作,有一部分人被永久性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共同体的同质化、向心力减弱,固化的社会阶层、激烈的社会矛盾使得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撕裂状态。换言之,这种只面向一部分人的“公平”以对另一部分人的不公平为基础,“福利”最终需要被剥削和排斥的边缘贫民阶层、乃至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为之买单。在欧债危机蔓延的今天,确实很难讲欧洲的所谓“福利国家模式"还能持续多久。

  另一方面,两党在“郊区贫困化”问题上的相互攻讦与扯皮,将紧迫的社会问题变成典型的党争闹剧,这不会真正解决问题,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延迟决断”,且更容易导致积重难返。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过分软弱的民主缺少必要的决断力。通过“民主”的运作所表达出来的“主流民意”,将边缘群体隔离在共同体之外,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矛盾加剧,但现有体制却无意、也无力做出更大改革,只能是小修小补乃至“强力维稳”,造成“国家政权内卷化”(杜赞奇语)——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扩大外延即增设机构和增加税种来增加收入。而这些收入转眼又被用于小修小补和“强力维稳”,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如今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公共服务在短期内却难以均等,异地高考等问题均应放到这一现实背景之下,才能获得更深刻理解。不少国人对北欧“福利国家”充满了——或许更多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因此一个祛魅的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在这个时代这多少显得有些“政治不正确”。但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社会变革的渐进性、共同体的包容性、主体的认同性,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首先要做的,就是抛弃先入之见,回归问题本身。而这个问题之所以让我感触很深,是因为我觉得有些路不值得重走。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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