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长期执政与民主的发展

　　在一党长期执政的体制下，多党政治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可能，民主的发展越来越温和与稳定，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关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情况。这两个国家的执政党都已经执政了50多年，经济和社会高度发展，民主政治有很大的进步。

　　按照政治转型理论，在市场经济中，人均GDP与政治转型有重要的联系。人均GDP越高，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越发达，越有可能发生政治转型。尽管这并不是政治转型的唯一因素，但从国内来看，这一因素确实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看到，在人均GDP较高的水平上，除了中东的石油国家外，只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没有发生政治转型了。在2012年，人均GDP马来西亚是2万美元左右，新加坡是5.5万美元左右。并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多党政治有很大发展。中东一些石油国家之所以难以转型，主要是这些国家的石油开采掌握在国家手中，因而没有培育起相应的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它们没有发生政治转型或长期执政的政党仍然保持着执政地位呢？在笔者看来，使政治制度具有较强的现代性指向和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并使其与本国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它们一党长期执政并使其威权主义适应社会经济的巨大变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具有较高的适应性是由于它积累了较多的现代性因素，在此基础上执政者建立和培育了一种具有包容性和高效率的政治体制。具有包容性是指它在一党为主的体制内把多党竞争和民主政治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效率高表现在它们能够有效地主导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方面较为通畅；尽管马来西亚在这些方面略低于新加坡，但与很多国家相比还是较高的。马来西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种族和政治制度的多元性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党的多元性使它的政治体制更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政治稳定。如果一种制度不能在面对环境变迁的挑战时做出调整，就会因自身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而不得不以体制的转型来适应这种变化。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以及发生在很多后发展国家的包括近两年在伊斯兰国家发生的政治转型，尽管有诸多原因，但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低尤其是缺乏适应性或包容性是它们共同的原因。在转型前它们的政治体制都比较僵硬，领导层和体制缺乏现代性，不能适应环境的挑战，在社会经济结构或文化转型后承受不了多元化的压力，不能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那样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容纳和规范反对党和各种利益集团的行为，从而发生了转型。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特色之一，是在对政治参与进行严格限制的基础上逐步培育公民意识并进行制度创新来扩大民主。现在看来，这在客观上有很大的积极效应，尽管人民行动党和巫统的领导人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一方面，它在保证一党威权主义体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地放松管制，不像有些国家压制政治参与从而导致激烈的对抗和体制的崩溃。对民主的培育主要是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与发展，使媒体越来越中立，允许民众投反对党的票和发表不同的言论，可以直接批评政府的政策。其中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是体现这一特色的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既抑制了政治参与的快速膨胀，也没有打压政治参与，而是通过提高政治参与的门坎来引导有序政治参与，在选民和反对党政治素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则促进了政治参与。

　　同时，政治控制的有效性也是制度化水平高的一个重要表现，尤其是政府的效率高，能够有效地主导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方面更为通畅。政治清廉度也极高，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政治运作是否具有高制度化水平或法制化的重要标志。抑制腐败减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从而也减少了转型的压力。腐败是非制度化运作的表现形式，第三波以来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就发生政治转型的国家或地区大都与腐败有关，不能抑制腐败说明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低。

　　马来西亚执政的巫统的政治领袖们利用其政治体制和种族的多元性，在政治发展的不同水平上有效地限制和培育了政治参与。其对政治参与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利用宪法和国家权力抑制反对党的发展，前者规定了伊斯兰在政治上的特权地位，执政党利用执掌的法律、媒体和政治权力制裁反对党的领袖并限制反对党的发展。对政治参与的培育主要表现在这种控制是逐步放松的，它越来越能容忍反对党的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在这方面已经超过新加坡。同时，马来西亚很好地利用了联邦制的体制，使地方自治性容纳了更大的民主，而这种民主的发展没有更多地干扰联邦政府的稳定。

马来西亚：威权框架中的民主

　　问题与思考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和马来西亚的国民阵线这种长期执政的政党近年来遇到了反对党的强有力的挑战。在新加坡2011年的大选中，反对党得到了39%的选票并有6名议员和3名非选区议员当选，给执政党以很大冲击。马来西亚在2008年大选中在5个州取得了胜利，其发展致使执政党政府迟迟不愿举行新一届大选。那么未来的结果如何？

　　实际上，正如前述，当代的政治转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温和性和稳定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现象和趋势。这在实践中和人们的心理中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是民主化或政治转型是由执政党、反对党和人民群众共同推动的，不再是早期的仅仅是自下而上推动的；二是过去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在下台后不久经过改革又重新上台执政；三是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并不意味着国家遇到危机或受到重大的冲击，社会和政治局面相对稳定；四是反对党上台后并不会对原执政党进行打压或迫害，也不存在这样的政治环境，而是承认国家共治的局面，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官职，但官职的利益在市场化国家的地位是有限的。这些现象都会潜在地影响着未来进行民主化国家的人民的心理和实践。

　　我们还是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例来思考它们的进一步的民主化进程或政治转型的结果。当我们分析稳定的政治转型和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时，会发现国家强势是推行稳定的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此基础上选择民主化道路可能是明智之举。我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泰国的民主化过程是在强势政府或国家的环境下进行的，因而是相对稳定的。日本虽然是借助外力，但也属于由强国家力量推进的民主化，因而它在1945年以后的民主化也是稳定的。

　　强国家并不意味着强政党，而是指国家有强有力的治理能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强国家而弱政党的政体，它们已经在体制内大大地发展了民主，其政治转型已经并将继续是基本稳定的。要解释这些政体去向何方或民主化为什么可以是稳定的，还要探讨这种强势政体来自何方和现在的实际特征。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并不是民族主义的执政党建设起来的，这与中国以及其他由强大的革命政党或许多强大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国家机器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两国强大的执政能力是殖民统治后期的英国殖民当局和地方精英之间的一种不寻常的强烈的反对革命的合作的产物。尤其是在民族主义政党执政后仍然要借助于殖民当局的军事力量包括警察力量进行统治，而它们保留了而不是重新建立自己的行政系统。因此，强国家先于马来西亚的巫统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建立起来并进行统治。

　　执政之初，巫统和人民行动党与一些民族主义政党相似的是，有坚强的党组织，党和国家的领导是从党的组织中选拔产生的。但是到1960年代末以后，这种情况不断发生着变化，人民行动党着手从党外的市场经济的成功人士中选拔优秀人才经过短时间的、集中的考核和锻炼后直接进入党的领导层，巫统则更多在多党内的技术官僚中选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它们的国家领导层很快完成了知识化和市场化的转变。同时，党的组织也实现了转型，它不再是斗争的工具，而日益成为选举的工具。这一点有深刻的意义，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而执政，它的分支或基层组织成为专门的选举和动员机构，而没有必要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中保留党的组织。行政系统是唯一的执行国家权力的机构。

　　这样，在推行民主化的过程中，无论政党怎样变化，国家权力的贯彻都不受影响。换言之，执政党放松了自己的控制和权力，通过国家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与它们在执政之初就没有建立高度党政合一的党国体制、没有依靠党组织进行统治有很大关系。

　　随着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这是保证民主化稳定的最重要的政治资源。我们知道，在现代化的一定阶段，政治参与和政治诉求主要取决于政治觉醒的程度，而较少取决于生活水平，尽管后者也有一定的作用。因此，靠经济发展来抑制人们政治参与的诉求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和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起作用，不能永远起作用。纵观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好与坏都可能发生政治转型。新加坡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4%，世界第一，人均GDP5万美元，然而在2011年5月的大选中人们对执政党的不满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不过，对执政党的不满不意味着国家治理的无效，人们的不满是建立在发展的和不断变化的要求之上的，并不能简单地说是执政党或国家的治理出现了问题，民主化或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从来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没有绝对的稳定，绝对的稳定的结果一定是绝对的不稳定和政体的崩溃。此外，从新加坡的具体情况来看，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到对执政党的制约不会削弱国家治理的水平才把票投给反对党的。由此看来，现代国家治理是一种比威权主义统治更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可依赖的资源。

　　当威权主义被人们普遍地看作是一个必要的政治稳定器的时候，它是最强大的，但是，在民主化过程中这种稳定器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质疑。在新加坡2011年大选中，当李光耀在选举前再次使用这个武器，声称人民行动党的统治会带来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的时候，不仅反对党指出民主也能带来稳定，而且执政党的领导人也认为不能再使用这样的说辞了，要在民主的环境中改进自己的工作。因此，在这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不再使用这个选举基调了。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威权主义主导下数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培育了日益成熟的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同时，几十年的民主选举也使人民群众的民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中产阶级和一般选民在选举中越来越理性。我们知道，民主化的基本条件就是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和成熟。一方面，长期的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使新加坡大多数人都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也随之提高了；另一方面，在具有竞争性选举的环境中，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反对党也有所发展，不但在吸纳人才方面有很大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越发成熟。这表现在民众、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民主意识都有很大提高。在新加坡2011年的大选中，在围绕选举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同时，各种政治力量和选民都表现出了竞争中的理性和冷静。他们表示不愿意看到一些国家发生的民主沦为民粹的现象，不愿看到国会沦为不同党派和政客表演的舞台——因为这会严重地削弱政府的效率，而是需要制度化的和理性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