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原历史的工作中，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史的研究对重建历史现场是非常重要的，弥补了文献材料的阙失。但两者的功能又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从自己在历史事件的特定角色出发讲述的个人经历和见闻，提供的是素材。后者则是从整个事件的完整性出发，向当事人叩问真相，追寻历史的无字之书，是一种去伪存真的研究性工作。1978年，在胡耀邦领导下，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为配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需要，金春明、于南等一批前辈学者，对“七·二〇事件”的孔庆德副司令员和“百万雄师”头头等有关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在中央党校最先讲述了“七·二〇事件”的课题。这应是对“七·二〇事件”最早的口述史研究了。在“文革”的群众运动大事件中，“七·二〇事件”的研究起步是比较早的，有关著述可能也是最多的。但最初的研究工作是具有鲜明的政治特点，服务于当时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遮蔽许多东西，回避许多敏感问题。所以有些经历者感慨地说：“真实的历史藏在人们的心里。”现在，这段历史早已经从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淡出了，许多当事人已经故去，当时的年青学子也都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复原这段历史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许多历史细节还是模糊不清的。而这个任务又很难完全依靠更年轻的下一代学人来做。固然，在后人的眼里可以更加客观冷静地看待这段摧心剖肝的历史，但是要求他们完全体会到那种惊心动魄的历史情景也是比较困难的。这就不仅需要经历者为后人提供更完全更具体的历史信息，还要传承给他们对历史现场的感知和把握的能力。所以，江青的首任秘书　阎长贵　先生把传承“文革”的历史记忆，视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历史责任”。

　　徐海亮先生是记录“文革”历史的有心人。“文革”发生时，他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四年级学生，水利电力学院是武汉“文革”学生运动的一个重镇，运动的信息比较集中，所以他能对“七·二〇事件”前后的整个过程有着比较完整的历史印象。这些年来，海亮先生收集了大量武汉“文革”的史料，采访了许多当事人，编著了《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一书（2005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访、探讨，订正、完善，写出这本集中记录事件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

　　这本书逐日记载了“七·二〇事件”前后半月发生的事情，材料非常丰富。包括了当时的官方文件，群众组织散发的传单小报，当事人的回忆，领导人的传记年谱，以及作者大量的采访笔记。这些材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历史的各个侧面：有武汉军区的，有中央文革的，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还有两派群众组织活动积极分子、当年专事重大采访的记者、中间派群众、后来研究者的。这样就从不同当事人的不同事件角度，构成了互证的全息的历史链条。在对“七·二〇”群体性事件的历史叙述中，作者主要以群众的历史活动作为历史叙述的中心，重点放在“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方面，把“文革”的上层活动和群众的底层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显现了历史发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在上下互动中考察历史活动，立体地再现历史现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作者无疑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在这部书中，作者试图让“七·二〇事件”的各方当事人一起“对簿公堂”，让每一方的当事人都说出有自己的道理，这是对历史抱有同情式理解的态度。事实上，只有让各方都陈述自己的理由，我们才能看到历史发生过程的复杂性，才能进而认识到对于这次悲剧的发生，冷静地思考我们集体走进的失误，剖析我们真正缺失的东西是什么。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当前中国正是在各种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情况严重，民粹主义情绪渐有高涨之势。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有不少青年人对“文革”群众运动的盲目赞扬，所言多是对历史的错觉误记，这即说明了我们历史记忆的残缺，更表明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社会情绪。这是很有些问题的事情：一方面，这段历史离开我们并没有多远；另一方面，这段历史在我们的头脑中确实是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让我们的为史者感到惭愧。现实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温历史，警示未来。读读这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历史记载，看看我们当年的理性与疯狂、真诚与虚妄，应是不无裨益的。可以说，昨天的历史教训，也就是在我们今天在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必须作为镜鉴的问题。

　　2010-9-13　，于大有北里望山居

　　《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徐海亮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