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子弟出身的毛泽东对粮食生产是了如指掌的，但“大跃进”期间，他在面对全国喧嚣一时的浮夸风时，却没有及时予以有力制止。
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反攻也同样是不拘理论束缚、从战争实际出发的典型战例。传统的军事理论告诉人们，防御的一方要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首先是已经遏止了敌人的进攻行动，其次是力量对比上与敌人旗鼓相当甚或略有超出，第三是有比较充分的后勤保障。但在1947年的6月，这些条件解放军都不具备。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两地岌岌可危，压力巨大，解放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仍远逊于国民党军，由于没有大城市和工业基础，后勤保障更是谈不上。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却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统帅的第二野战军放弃后方，长驱直入敌人的战略后方大别山，发起了战略反攻。
毛泽东是在蛮干吗？当然不是，他是从总体上、发展上判断了当时的敌我对比作出决断的。他看到了敌人尽管表明占优势、但因为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导致的局部地区兵力严重不足的特征，看到了敌人在民心士气方面已经日薄西山的讯号，看到了敌人内部的重重矛盾造成的上下不通、首尾不顾、左右摇摆的可乘之机。同时他也看到了尽管在装备和数量上不如敌人，但在民心、士气、勇敢、灵活等各个方面已经远超敌军的解放军的战斗潜力。正是有了这些清醒的认识，他才敢于作出超乎常人见识的战略决断，而这一决断让敌人无所适从，即刻陷入一片惊惶失措，原有战略部署不得不随之进行调整，走上了按照毛泽东指挥的步调跳舞的不归路。曾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战败后无奈地感慨：“这样攻心、攻谋，玩敌于掌上，为古今中外所未曾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