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时候发生过有关社会主义的大讨论，结果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失败了。哈耶克的观点是政府永远没办法解决信息问题，政府不可能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老百姓该生产什么。政府的作用应该分阶段性，比如说古代社会极其简单，劳工分工简单，大家都是农民，政府作为一个独裁者很管用，只需要提供军事、水利、救灾等职能就可以了，其他方面任由老百姓自生自灭。但现代社会不一样，中国已经进入了中上收入国家行列，要建立一个创新式的国家，需要一个开放的体制。让政府去挑选胜者的做法再持续下去，是很难完成社会发展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经济方面设想的改革已经足够了，比如说明确减少审批，凡是企业投资只要不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大型能源交通项目的，一律都让企业自己做。以前发改委的审批是有等级的，三千万元以上的所有投资必须到发改委审批，现在都不用了。减少审批、开放市场，设立负面清单，除了负面清单上列的行业民间资本都可以做。金融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体系开设中小银行。
改革今后还需要改进什么
那么今后还需要改进什么？这就是全会报告没有说得太清楚的，就是如何约束政府。虽然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很多要加强人代会的表述，但有没有像其他改革那样细？我仔细看了一下，没有看到。一个创新型社会，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是需要一定的政治机制和经济民主来配合的。所谓经济民主，不是说让老百姓都去参与经济管理，不是说让所有的工人都参与企业管理，而是要有一种开放的体制，把资源放到社会中，让社会来配置资源，而不是让政府来配置资源。
大家可能会说，新加坡模式不是挺好吗？新加坡很成功，建立了一个非常高效廉洁的政府，什么都做得很好，整个新加坡的市场经济也搞的非常好，中国是不是可以复制这样一个体制？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性。
新加坡多大？新加坡的人口和面积都没有北京的海淀区大，海淀区的人口显然是超过500万，新加坡人口也就500万。如果想用新加坡的模式来做中国，注定是要失败的，造成的结果将是什么？中国的政府将变成一个救火队，不能容忍一点点小的冲突或者社会的不稳定，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政府永远无限责任，责任过大。中国的领导人的确非常忙，所有地方官员都非常忙，就是因为责任无限大，哪儿出事了必须有作为。当政府的责任无限大的时候，社会的活力也就下降了，政府无处不在地要管理这些事情。
这一次三中全会注定要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笔，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解决中国所有问题，这一次全会肯定还会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摘自：姚洋教授在11月17日朗润格政论坛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