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概念里，制度创新是政府的事。近代以来，中国才逐渐发展出社会参与政治的一些制度化途径，社会才有了机会参与到国家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去。今天，当中国各个方面的改革遇到了巨大的来自现存体制的阻力时，发挥社会的积极性来进行体制创新，具有丰富的政治社会意义。
当我们讨论到赋权给民营企业的时候，就涉及到社会的制度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如同在企业领域一样，要让社会发挥体制创新的积极性，首先需要分权给社会。社会首先需要自己的空间，社会力量才能产生和成长起来，才会有能力去创新。同时，社会体制创新能力的发展，也有利于政府本身的改革。社会力量强大了，必然对政府产生巨大的压力；要消化社会的压力，政府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革。社会力量强大了，政府就可以把更多的权力和责任交给社会去做，自己专注于那些政府必须承担的功能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