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山/文
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于建嵘教授，近日前往贵州兴义市则戎乡担任纳具村村主任助理。由于于建嵘的特殊身份，再加上微博的实时传播，此事一下子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并引发热议。
于建嵘的行动让人感到欣喜和欣慰，他的选择肯定不是人文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唯一路径，但他躬身为乡村农民做事的决心告诉我们，但任何理想都需要踏踏实实的行动，只有行动才能让我们离理想更近。
现在更多的教授学者，喜欢的是在论文的数量和名利的追逐中寻找成就感，喜欢的是津津乐道和权势人物一起喝咖啡的那种绅士感，而不是像费孝通那代知识分子一样“志在富民”。知识分子永远不能脱离民众，永远不能把自己的利益追求和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追求剥离开来，否则，知识精英，就有可能成为盘踞在狭隘利益空间里算计大众的知识寡头。
于建嵘是农村问题专家，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对政策背景的了解，利用自己的调动资源的能力搞好一个村子，但要搞好所有的村子，只有一个于建嵘肯定不行，必须更多的人投身其中，才能给农民带来更多希望。有人说于建嵘能做多少事，能有多大空间，也在考量着转型期中国基层社会的宽容度，事实上，能拓展出多大的空间，也是在考验知识精英参与和改良社会的能力，我相信于建嵘有这个自信。
于建嵘做出的选择，或许基于他的专业研究兴趣，或许基于他对农民的感情，或许基于某种担当，但对体制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说，都有义务为民众普遍的权利和利益而奋斗，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从普通民众中来的。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忘了这一点，甚至根本否定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利益联系，总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荣耀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奋斗出来的，是国家和社会“该他的”。甚至一些教授学者，包括一些头上顶着某种道德光环的人，“一阔脸就变”，动不动要求坐头等舱，伸手要几万块钱的演讲费。
一个国家的文化和道德衰败，很大程度上起始于知识阶层在良知层面衰败成为“砖家”和“叫兽”，比如今天的某些教授学者们，更愿意攀比的是有几套房子，是一年出几次国，是手头上掌握着多少课题费，是又捞到了什么样的的江湖地位等等，在这种难以遏止的颓败面前，于建嵘的选择多少给了我们一些力量。当然，知识分子服务民众，并非只有于建嵘这一种方式。
作为知识精英，深入到民众之中，能获得更多书本上和自己生活圈里无法得到的体验，能更真切地感知真实和原生的民生状态，这有利于时刻矫正自己的价值基准，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精英阶层被狭隘利益和极端价值所左右，从而漠视民生的疾苦。在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的利益格局时刻都处在变动之中，每个人都难免会被社会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力量事整合到某个阶层之中，处在金字塔顶端的权力精英、财富精英、文化精英等社会精英群体，如果不能直接感民生疾苦，社会的天平就有失衡的危险。这是所有社会精英，更是普通民众必须时刻警惕的事情。
中国社会的利益虽然在分化，但工人农民等阶层为主体的普通老百姓，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利益主体，仍然需要更多的社会精英和他们一起奋斗。如果更多像于建嵘一样的精英能到中国社会的基础层面去感知民生的烟火气，会给普通老百姓更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