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实与逻辑”
摧毁计划生育紧急避险的
理论枷锁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真实影响？人口学者易富贤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个基本判断：无功于当代，有害于千秋。虽然笔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不如易富贤那么彻底和激烈，但本着中立、客观的态度来分析它对中国经济社会和每一个家庭所造成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富有意义的。
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致命后果就是老龄化现象，由于被我们“计划”掉的都是尚未出生的小孩，因此年轻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小，他们在成年之后所面临的养老负担非常沉重，如果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话，一对夫妇就要照顾四位乃至最多八位老人。从宏观层面上看，在这样一个人口结构下，即使在一个很低的保障水平上，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也是难以为继的。另一个后果是就业问题，计划生育导致了高就业压力。在通常情况下，平均是两个人口提供一个就业机会，也就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0%左右。但中国因为计划生育减少了生育，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1.4%。假如中国目前13亿人口的市场只能提供6.5亿个就业机会，但中国目前有8亿劳动力，这样就额外过剩了1.5亿个劳动力。中国目前是靠国际市场来给中国提供就业机会的，但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并非是可持续的。另外还有一个性别失衡危机。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新生儿性别比是108.5，也就是说100个女婴对应着108.5个男婴。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新生儿性别比已经攀升至118.08。据此推算，今后将有四千万成年男性无法正常组成家庭，只能打光棍，这些都会对中国的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那么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存在哪些困难呢？一方面是决策层的思维观念问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人口问题去替代更深层次的原因，习惯性地把人口问题当做当前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比如一说起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就本能地责备北京人口太多了，如果少一点就不会这么拥挤，而不愿意去思考公共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怎么样，汽车消费政策是否合理，城市规划是否科学，是否有前瞻性，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多大程度是不合理的制度和经济政策造成的。
还有一个就是计划生育部门和人口学界的利益问题。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这是一个饭碗问题。对人口学界的许多专家来说，耗其毕生精力的工作就是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如何控制人口，这是牵涉到其切身利益的问题，对人口普查数据自然是采取“选择性失明”的态度，不断地用新的错误理论去掩饰旧的错误结论。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和这个政策背后强有力的权力支撑体系是分不开的。地方政府对于计划生育工作超乎寻常的积极性既有很强的政治压力、也有很大的经济利益在里面。计划生育工作还是一个很常规、很重要、不可或缺的干部政绩考核项目。长期以来，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对计划生育工作实现的是“一票否决制”。这种一票否决制绑架了中国所有的公务员，很多官员就是因为抓计划生育工作出色晋升的。
计划生育政策从它实施的那天起，对于我们民族的道德底线就施加着一种强大的下拉力量。计划生育本不该作为一个政策议题，因为生育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把人民的生育权收归国有，甚至以此来创租、寻租。但在人口问题上，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30年前匆忙之间就被懵懵懂懂地推入一个紧急避险理论的圈套之中：人口爆炸、经济落后、开除球籍、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全球变暖，世界经济都要崩溃了，地球都快毁灭了，还谈什么人权。紧急避险的理论枷锁已经牢牢地套住了中国知识精英的思想，连一些知名的学者也认为计划生育虽然侵犯了人权，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不得已的选择”。
如果说，四五十年前中国的政治家采取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掩盖计划经济的恶果，应对经济增长停滞和粮食短缺的权宜之计，三十年前对激进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拥护反映了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无知与盲从，那么今天中国社会精英群体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沉默则在无知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胆怯、世故、功利与伪善。显然，如果用“生育权是基本人权”去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在当下的中国是没有多大效果的，必须用“事实与逻辑”去摧毁计划生育紧急避险的理论枷锁，破解普罗大众的心魔，让他们知道是权衡“利害”，而不是权衡“两害”。这样，才能重建国民的价值判断，重建生命的人伦底线，唤醒国民因计划生育政策和实践而受到严重损伤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