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是体制的替罪羊？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教授陶传进对媒体表示，红会改革目前面临两大难点：一是浓厚的官方背景；二是社会对红会的需求程度在下降，很多公益组织已经形成了竞争关系。

　　根据现行的组织结构，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副部级单位。一个带级别的组织，不仅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中国官场的种种弊端，恐怕再也不会超脱地只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去做一些救济。

　　因此，芦山地震后不少公众对红十字会官方背景持有非议，大多数公众认为，如果能去官方化，让其成为一个真正的民间组织，可能会更有利于让中国红十字会成为真正的红十字会。而中国红十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称，红十字会不能去官方化，这是法律赋予红会的特殊职能，跟其他的慈善组织没有可比性。

　　红会不是天然的要有官方背景，作为一个中立的人道主义组织，红会承担的功能跟政府的功能虽然在一定内容上（如救灾、防疫）有交叉，但两者还是有本质差别的。只是在政府管理体制下，政府职能无限放大、无所不包，才使得红会这种承担类似“天使任务”的组织，也被划拨到了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中。

　　这种大一统的管理方式，对于红会来说，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与政府组织无缝嵌入，与政府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旦有需要，在物资募集和调度中有着巨大的便利性。但正因为与政府走得太近，也让这个民间组织深受“官场潜规则”的影响。

　　毕竟，民间组织就应该属于民间，尽管栖身政府大树之下可以乘凉，但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公众需求的改变和对透明信息需求和增加，体制的弊端会立即放大，最终影响一个组织的效力甚至存在的合法性。

　　离开“红会”的日子有点乱

　　为了应对自身的诚信危机，红会使出浑身解数，无论是努力公布每笔捐款的信息，还是成立全世界“独此一家”的社会监督委员会，都是为了挽回公众的信任。

　　公众对红会“过多”的质疑，现在看来，很多时候都是对它之前负面形象的“有罪推定”。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其他慈善机构的“敲打”——谁对公众怀有二心，都将与此机构相同。

　　而另外一方面来讲，作为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红会出现诚信体系故障，也让整个慈善事业留下大量真空地带。例如，震后大量自发组织的支援车辆堵塞交通。这既源于公众爱心的汹涌，另一方面，恐怕还跟慈善组织遍地开花，组织混乱不无关系。

　　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笔者采访某民间慈善机构负责人时，就听他抱怨说，民间慈善组织虽然可以有更透明的管理方式，也能赢得更多人的信任，但在中国“做事离不开政府”的大背景下，想要发挥作用，还是要碰很多壁。政府部门受不了他们的指挥，他们也受不了某些政府部门的低效率，这一点“有官方背景的红会真的更便利很多”。

　　红会拥有的不仅是便利，还有31个省级分会、333个地级分会、2860个县级分会、7万个基层组织，团体会员单位12万个、志愿者113.2万人、会员总数2398万人其中青少年会员1549万人……看看这组数字，就能知道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慈善事业上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正因如此，虽然深陷“污名化”的泥淖，红会当前首先要果断放弃跟公众质疑再打“消耗战”，赶紧去做该做的事情。这不仅是为了重塑形象，还是为自身“形象地震”造成的慈善混乱负责。当前，红会仍然可以利用自己严密的组织架构、多年的慈善经验、和政府无缝对接等优点，为民间慈善机构提供技术帮助，从慈善组织变成慈善平台，变运动员为运动场，创造条件帮助更多民间慈善力量创造佳绩，最大程度发挥自己在中国慈善事业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