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譬如媒体。相比于五年前，今天的媒体克制和审慎得多。阪神大地震以后日本媒体如何从不专业走向专业，被作为标本推荐给中国同行，提醒中国同行少走弯路。但更直接的教训，则出自当年报道汶川地震的老记者的笔下，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诫同行怎样把镜头抬高一寸，避免侵入式采访；怎样最大努力追踪真相的同时，避免消费灾难。灾难报道必须坚守伦理底线成了媒体的共识。

　　而最值得称道的动向，则是公民社会在救灾信息沟通和协调方面的巨大作用。

　　区别现代救灾跟传统救灾，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信息沟通和协调平台是否发达。因为现代救灾，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资金和物质，这方面的保障早已经足够。主要问题在于救灾资金和物质的分配，怎样更及时、更有针对性，怎样更精确、更均衡。而这，只能依靠需求来引导。需求的引导则依赖高度发达的信息搜集、核实、发布和对接流程，依赖这方面的组织和协调。这才是现代救灾具有战略意义的环节。即现代救灾首先是信息战，其战力的高与低，决定着整个救灾的成与败。所以一定程度可以讲，信息沟通和协调比一线救援还重要得多。

　　如果说一线救援只能政府主导，民间跟政府根本不对等；那么在信息沟通和协调层面，雅安救援事实上已经是民间主导了。在壹基金救援队朝着火线飞奔的同时，在大后方主要是在成都，民间信息平台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竞相涌现。大致可以分做三类。一类是媒体平台，如21世纪经济网推出的雅安救援信息平台，吸引了包括新浪微博、百度、每日经济新闻、瞭望周刊、华夏公益、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在内的诸多互联网企业、媒体及公益组织加入。其二是谷歌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利用自身平台及其技术优势搭建的寻人平台。这方面最让人感动的是，它们平常都是竞争对手，掐得你死我活，但到了雅安地震这样的大难之时，却都能捐弃前嫌，握手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最后一类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信息平台，是本土信息平台。有两个最努力。一个是“成都公益圈”，吸引了壹基金、友成、扶贫基金会等多家知名NGO(非政府组织)入驻。几乎每天都会召集一次信息协调会，然后发布晚间信息汇总，救援进展、灾民需求尤其是村组需求，乃至灾区天候，皆在其中，对民间救援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另一个是“缘来客栈420协调小组”，负责每天搜集、核实和发布灾民需求，然后提交给肉唐僧的募捐平台“肉铺”，再由“肉铺”组织物质资源，交由李承鹏团队和其他草根救援组织在一线实施救援，形成一个立体作战的民间救援联合体，整个运作透明而高效。尤其考虑到它们主要不是追逐新闻热点，而以发现信息盲区为最大追求，以雪中送炭为最大追求，就更难能可贵。

　　总之，在信息沟通和协调层面，民间力量无疑占据了制高点，相比包括汶川救援在内的历次救灾，堪称雅安救援最大的突破和最大的成就。民间救援的理性与专业，在信息沟通和协调层面表现得最充分。这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推动民间社会成熟、推动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显著标志。

　　其实，公民社会成长的这种强劲势头，并不是遇到大灾才有，它显然其来有自，即植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因为体制的形格势禁，缺乏施展空间罢了。只是当大灾来临，基于最基本的人道和迫于舆论压力，体制才不得不相对松动一点，给了民间力量进入的机会。但即便如此，体制松动的空间也极其有限。至少，迄今各级各地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就都没有考虑民间力量在内，没有给民间力量的进入留出相应通道，没有安排相关的规则和秩序。这也是为什么当民间力量动员起来之后，仅仅两天之内，雅安灾区即宣告超出负荷，以至于中央政府要高调宣布灾区对社会组织关门的根本原因。

　　社会犹如身体，体制犹如衣服。应该随着身体的成长而调整衣服，而不是把身体的成长完全限制在衣服规定的空间内；即体制如何让自己跟公民社会共处，如何跟不断发育的公民社会相适应，将是体制有没有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体制和公民社会发育的紧张关系必须改变，这一点不能等到大灾来临才开始，平时就应该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