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改革的优劣与比较

　　十分有趣的是，傅高义在他的巨著《邓小平时代》中则把苏联与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改革事业中的沉沉浮浮进行了十分大胆又极有见地的比较。傅高义首先注意到，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具有与苏联不同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地缘政治的特点。笔者以为，无论傅高义的具体论点如何，但至少提供了一种认识的视角，可以成为帮助中国内地的学者开拓思维打开视野的参考。

　　顺便提一下，如果论及与苏联的渊源和对其认识深刻者，在中国老一代国家领导人中甚至在中国现代史上，恐怕很少有人能超越邓小平。有趣的是，在中国驻苏使馆工作过的李景贤先生曾经有机会看见过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写下的自传。时间为1926年，学号为223，属名是邓希贤即邓小平。邓在这份自传中写道：“在西欧，我深感对共产主义认识之肤浅”，“决心来俄国留学”。邓小平在苏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正赶上苏联还在延续实施“新经济政策”。由列宁倡导的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能抓住机遇，为加快建设争取更多的时间。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很多，其主要包括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多种所有制成分，吸引外资，实行租让制，大力促进生产力等等。

　　邓小平晚年在有关计划和市场都要兼而有之，不能以有无市场来划分姓社姓资等等的提法，不能说与他早年在苏俄的经历与感受无关。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还曾被指派参与了中苏论战，当然深知各方观点，也了解斯大林体制的种种弊端。1985年，他就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苏共 “老大哥”的惨痛教训无疑会给中国执政党带来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迫使中国必须尽快跨越和摆脱苏式体制的陈旧废墟，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那么，《邓小平时代》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的呢？该书作者首先从人文、历史、地理、种族等多个方面阐述了中国改革与苏联的不同，并且试图从“内在的固有优势”寻找中国改革较为成功的原因。他认为这种“内在的固有优势”包括：一、中国有2000万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他们的资本和知识可以为中国所用。二、中国的开放政策，和西方国家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对苏联的防范，使它们愿意也有可能向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三、苏联的民族矛盾尖锐。而与少数民族占人口一半的苏联相比，“93％为汉人的中国更容易达成国家的团结（该书原话）”。四、中国大陆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它们走向富裕的成功转型可以让中国作为参照，加以效仿。

　　与苏联相比，中国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客观优势，但傅高义还是把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归结于“邓小平在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了与苏联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选择”上。在书作者看来，这些“截然不同的选择”是：一、坚持共产党的权威，但同时又把那些不足以领导现代化的无能之辈“悄悄地”“赶下了最重要的岗位”。同时给有能力的人留下了使其大胆进取的“相当大的空间。”二、邓小平不搞“大爆炸”（big bang  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他的做法是步步推进。邓深谙国情，知道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以及精明的企业家和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因此他让陈云等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允许市场逐步发育……让制度适应更加开放的经济。”三、邓把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放在了“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上。苏共领导人对于允许外国商人和企业在苏办厂十分谨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学生到海外留学。而邓小平则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在他领导下，“中国人愿意放下架子，承认自身的落后，不断向外国学习所能学到的一切。”“无论经历了何种挫折，他（邓小平）一直掌控着扩大开放的艰难过程。他把自己对中国潜力的深刻信念传播给国人，并运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险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