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我们难以预测改革的实际发展，也无法确切估计改革的最终走向和阶段成果。在中国的场景下，任何预测都有失败的风险。因为改革进程中的变数太多，改革可能触动的利益太过多样化，改革所面对的制度“惯性”太过复杂，甚至30年的改革本身也已经生成了特定的“粘稠性”，这绝非改革初期相对明朗的形势和需求，相对简单的社会及其诉求，相对明晰的改革出路可以比拟的。

　　尽管有这样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我们仍然寄予期望。一方面，过去的历史进展也说明，在局面最为沉闷、改革也停滞不前的时候，往往又是“柳暗花明”之际，重大的改革又会随之而来。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我仍然相信，新一代的领导人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有足够的认知和担当，能够掌握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因势利导，推进改革。十八大的顺利召开和平稳的权力交接，十八大之后已经展现的新气象和新风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觉得，作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应当有所贡献。我注意到，以习近平为代表 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表达了不满足于维持现状而要推进改革的意愿，已经明确表达了“顶层设计”的改革理念。这就是习近平所提出来的长远规划问题。新的领导班子强调了两个时间点，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这是指2021年，这是指本届领导班子主政的这十年；二是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即2049年，这实际上超过了本届领导班子的执政时段。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这两个时间点，显然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战略规划、发展规划和改革设想。那么，从现在开始到2049年，还有30多年的时间。如果做得好的话，中华民族就会进入到所谓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能实现人均2万美元以上的发达标准。但这意味着要靠改革推进，要靠政策调整，要靠科学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要研究现实，发现问题，而且还应当针对问题，寻找出路。这就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直接参与改革。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社会科学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