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断重申“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复告诫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一再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尖锐地对党的高级干部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就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

　　目前，在国内外引发高度关注的“薄熙来案件”和“乌坎事件”所标志的中国高层政治危机与基层治理危机，再次给了中共最高决策层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机遇。从而切实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以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使“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成为可能。

　　然而，“薄熙来案件”所标志的高层政治危机和“乌坎事件”所标志的基层治理危机，并不只是具体和个别的体制机制问题，其尖锐地暴露了内在极其深刻的社会价值冲突和意识形态对立，从而决定了如果没有更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价值清理，实质意义的改革就难以真正推进，这才是更大的危机。

　　毫无疑问，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但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国家硬实力显著提升的同时，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邓小平同志当年尖锐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传统痼疾，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有待革除的主要弊端，即“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已得到较彻底的革除外，其他方面的弊端还有待深入改革，有些可能更为变本加厉。现行体制机制所决定的特权与容易滋生的腐败，缺乏充分竞争和法治保障的市场所导致的绝对贫富差距与相对心理落差，社会道德与政治伦理的底线不断被突破，促使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并相互交叉感染、恶性互动，中国的精神版图和知识界陷入深刻的分裂与重组。

　　虽然这些都属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不发展才是更大的问题。但国家由此陷入前所未有的社会价值混乱和集体人格分裂，于是从官场到民间，人们往往已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做的不说，说的不做；想“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者有之，想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者也有之；更有甚者假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真行改旗易帜的邪路，如薄熙来之流，公开场合高唱“红歌”，以毛泽东“原教旨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背后却干着杀人越货，诲淫诲盗的勾当，早已完全堕落为职业犯罪集团的首领，却还疯狂煽动民粹情绪而欺世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