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人权的认识

　　新中国之后的人权，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段时间是不恰当地对待了它，所以导致了中国在国际 上的孤立。在1990年，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当国家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权理论研讨会的时候，那个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起草第一份人权白皮书，对人权给予了重新的认识。人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是人类共同文明的成果，特别是人类共同的制度文明的成果，甚至可以称作是代表 性成果。所以，我们重新认识了人权，发表了在人权问题上中国政府立场的白皮书。

　　在这个白皮书中第一次谈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去回顾这份白皮书，理论上我们也需要自己提高，当时讲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这个判断在当时的背景下毫无疑问是对的，生存权在学理上就是指的一系列的社会权利，生存权不是一项权利，生存权是一个权利的家族，被称作第二代人权，所以法学界不可以犯这样的错误，不要把生存权理解为生命权，也不要把生存权理解成为一个单独的权利，这是一系列的权利，与社会有关的比如教育、医疗、养老、劳动、就业、住房、环境等等一系列的权利的总类都称作为生存权，生存权是社会权的另一个概念。

　　现在我们对这些权利的认识，所有的人权都是同等重要的，当初有一项权利被称作首要人权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哪一项权利是次要人权，如果有次要人权的话，是不是还有次次要人权，有次次要人权再往下排在最后的就是可有可无的人权，所以逻辑上会出现错误。人权是同等重要的，人权是一个体系每一项人权和另一项人权之间都是不可替代、不可替换的，所以人权的观点性、不可替代性、整体性、系统性，应该给予重视。但是国家在建设人权的时候，可以有重点地进行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人权制度上的最大变化是与生存权有关的一系列的人权事业发展，国家在选择人权时可以有重点，但是人权作为理论不可以说哪一项最重要、哪一项次重要。

　　2004年修宪的主要成果

　　宪政的目的很主要的一项就是要保障人权，2004年宪法实现了这个目的，或者说正在实现这个目的。2004年的宪法修改，我们增加了五项新的人权制度，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因为我们来不及重新塑造一个新的人权体系，所以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扩大人权的范围，使世界看清了中国对人权的态度。

　　这五项新的人权制度，在序言当中有一项，这一项在宪法学界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项叫做“经济权利平等制度”。在中国所有制是二元的，或者说是多元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我们新的经济制度，这里面就涉及到对待公有制经济和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问题，在2004年宪法修改之前，我们对待非公有制经济是持消极态度的，2004年宪法的修改使得我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消极变为积极，它实质上奠定了经济权利平等的制度，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家都给予鼓励和支持。

　　第二项是私有财产权第一次进入到中国的宪法，私有财产权受宪法保护，这个概念在《民法通则》中有的，没有进入到宪法之前，我们只能把它称作一项民事权利，但是进入到宪法之后，它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一下子上升为宪法权，民事权利和宪法权利的区别就是，民事权利的保护只能用民事的手段，但是宪法权的时候对宪法权的保护方式就要发生变化，因为民事权利对抗的是平等主体，但是宪法权就有能力对抗公权力的侵害。

　　第三项，公益补偿制度，征收他人的财产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前提条件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是为了商业利益、开发商的立业，就不符合这一条，所以要进行补偿，如果同时满足征收，才是合法的，所以是称作公益补偿制度，是保护公民、个人、私有财产最好的宪法制度，在西方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第四项，把部分区域内的戒严制度修改为紧急状态法律制度，这实质上是一项人权制度，当紧急状态出现的时候，对公民的权利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进行制约，目的是为了解决公权力和人权之间的关系，所以被称作紧急状态的法律制度。

　　第五项，生存权，尽管在宪法中没有出现，但是我们终于给了它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国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条在修改时有争议，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二元的，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决定中国的城乡也是二元的，这个二元下面又决定了中国的权力体系在当时实质上也是二元的，因此，我们的财政没有做好对所有的公民都进行社会保障的准备，所以在当时是有阻力的，我们的立法者有立法者的智慧，这一条原则前面增加了几个字，就把所有的矛盾解决了，仍然是“国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前加了一个定语，“与经济发展水平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几个字，皆大欢喜。在宪法修改以后近七年来，中国的制度发生的最大变化实际上是社会权的全面提升，这就是宪法修改时新增加的五项人权制度。

　　但是令人瞩目的还不仅这五项，而且增加了一个原则，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在宪法修改之前，当年我正好访问联合国的人权高专办，当时的高专在伊拉克被炸死，代理高专是美国纽约大学的宪法教授。我们见面以后，他提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宪法里没有人权”，我告诉他你是错的，如果一项一项数的话，中国的宪法中有28项人权，比美国宪法多得多，他不吱声了，他说没有看到我们有“人权”，我是明白了他没有找到“人权”这个概念。我说你可以耐心地等上几天，这个概念一定会出现在中国的宪法中，我们不光是出现了概念，原则也写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可以有几种写法：一是可以写在序言当中，如果写在序言中，就可以成为法律的指导思想；二是可以写在总纲当中，如果在总纲当中出现的话，那么就是国家机关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两个地方写，最后是出现在第33条当中。第33条就是宪法第二章第一条，实际上是国家表明了对人权的基本态度，所以宪法学者把它认为是宪法原则，这个判断我是赞同的，但是对这一条原则认识的水平最高的还是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写在联合国的信中是这样表述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最高原则”，这一条认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最高的，所以它不仅仅是宪法的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

　　这一条原则进入宪法以后，使我们对人权的认识发生了几个变化：一是人权的主体变化。这条原则入宪之前，我们的主体是“公民主体”，这一条写进去以后，把“公民主体”改成“人人主体”，所有的人都是人权的主体，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仅仅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它要保护所有的人，保护人人，包括无国籍的人，这就是主体的变化。二是人权的表现方式变了，过去我们是用列举的方式，用宣告的方式告诉大家你有什么样的人权，现在我们把宣告的方式修改为概括式，只要被称作人权的，都是国家尊重和保护的，而不仅仅是被列举的这几项。三是人权的体系发生变化，过去列举了多少，这个体系内就有多少内容，现在可以根据这样一项原则，无限地推衍这个范围。所以随着人权的发展，我们人权保护的范围也在发展。四是对司法的意义，这条原则进入宪法以后，在司法上我们现在有根据进行“权利推定”。过去我们的司法往往进行“义务推定”，这条原则进入宪法以后，如果它对司法有指导的话，就要求我们的司法工作者进行权力推定，所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入宪法，对中国人权的建设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注：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七届中国法学家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系山东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