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1950年1月6日，就表示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撤消对国民党政权的外交承认。英国的承认带动了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荷兰等欧洲国家的跟进。中国当时对英国的答复是愿意建交，要求英国派临时代办来中国就建交进行谈判。英国方面对此不理解，认为双方换文已经构成外交关系的建立。中国坚持仍须谈判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的、与程序的事宜。因为英国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地位只投弃权票不投赞成票等问题，中英建交过程在半途停顿。当时，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乔冠华、欧非司司长宦乡、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曾联名上书中央，建议利用美英矛盾，同英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以此作为冲破西方联合封锁的突破口。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在报告上划圈表示同意。此议未被采纳，原因显然是毛泽东不赞成。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7月27日，张闻天仍然给中央写信，建议同英国一类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信中说：“如果我们觉得这种外交关系的建立对我们有利的话，我以为只要一个基本条件就可以了。这就是对方无条件的取消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而承认我们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其他条件我以为是可以不必要的。”张闻天建议未被采纳。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希望推进建交进程，中国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立场，同意同英国互换享有完全外交待遇的代办，即所谓“半建交”。当时张闻天建议同英国不搞半建交，而直接互派大使。仍不被采纳。直到1972年。中英才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张闻天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十分特殊。他是毛泽东之前的中共最高领导人，1935年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张闻天仍是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给他安排的实际工作，只是一个授权有限的副部长职务。毛泽东当面对他说，怎么搞外交我也不懂，不过最要紧的是少说话，不说话是金子，少说话是银子。张闻天知道毛泽东不希望他多说话，但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他还是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国家外交是立足于和平共处，还是立足于输出革命，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一国向他国输出革命的行为，对于被输出革命的国家来说，有的造成了内战，有的造成了贫穷，有的造成了分裂，几乎都是灾难。张闻天在50年代就能把握世界潮流的变化，提出理性、务实的和平外交主张，将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规定为中国外交和中国在整个国际 关系中的主要任务，确实是先见之明。可惜的是，他的意见往往不被采纳。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发表了批评大跃进的正确意见，被打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有关和平共处的外交主张，随之受到批判。此后若干年，“外交服从革命”成了最高原则，中国外交加速左倾，造成了很多后遗症。

　　我曾多次听何方先生谈到张闻天的外交思想。在何方先生90岁生日的时候，我认识了年逾八旬的萧扬先生，他是张闻天的1955年到1959年的秘书。最近，萧扬先生撰写的《张闻天与中国外交》一书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详细介绍了张闻天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我读后感到，张闻天的遗产并不过时，对当今中国，仍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