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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原来也要派往黑龙江密山国营农场监督劳动，每月发29元生活费。因为腰部患严重关节炎，经受不住东北冬天的严寒，选择了退职自谋生路，回浙江台州老家做农民。无意之中，他选择了一条经济上风险很大，但学术上仍有空间的路。农村政治监控相对宽松，家乡农民对他也不歧视，使他得以继续研究和翻译爱因斯坦。1962年，《物理学的基础》译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用稿费向生产队购买劳动工分，维持生活。到1964年10月，他选译了200多篇文章，50多万字，书名《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但出版受阻。他写了17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世界观》。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用假名发表在他在哲学所时创办《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5年11月第4期。领导知道了，立即指示：不能登右派的文章。上海科委请他翻译弗郎克的《科学的哲学》。译完后又译弗朗克的论文集《现代科学及其哲学》。文革初期他受到批斗，不堪凌辱，自杀未遂。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派人找他，说是中央文革小组已把批判爱因斯坦列为理论批判的重点，要他翻译爱因斯坦著作。他决定借机扩大译稿内容，从原来的一卷扩充为三卷，书名改为《爱因斯坦文集》，请范岱年和赵中立两位右派合作。1973年11月始，商务印书馆给他每月50元生活费，出书后从稿费中扣除。次年批林批孔，许良英又被赶回老家，商务出版社的生活费也断了。 这时，他的老师王淦昌伸出了援助之手，来信说：“以后的生活费由我包下，每月用代名‘王京’从四川寄30元。”使得许良英能在农村继续从事自己所钟爱的学术研究。他在煤油灯下完成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并在1977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1979年，右派改正，他重返中科院。在二十年的落难生涯中，他基本上没有中断学术研究，思想一直处在学术前沿，在二类处理的右派中，成为极其罕见的一例。 王淦昌资助许良英时颇受国家重用，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主持“两弹”的研制。他当然清楚这样做的政治风险。妻子吴月琴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子女又多，家庭经济也不宽裕。但他毅然决定用这种方式延续学生的学术生命，实为雪中送炭。当时能够这样做的科学家，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 王淦昌的名字，不但永远和他所发现的反西格玛负超子联在一起，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联在一起，和他参与发起的“863计划”联在一起，也将永远和爱因斯坦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联在一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