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实在少”与利益驱动

　　“人人都说真话好，可惜真话实在少。人人都懂真话好，不说假话活不了。”这是笔者的一位朋友，听说本人要就讲真话写一文章，便随口诌出的两句“顺口溜”。听罢，笔者无言以对，只能苦苦地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人常常听不到真话、看不到真实、听不到老百姓讲“烦心事”和“恼火事”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广泛的讲真话、讲实话的舆论环境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那种无厘头的阿谀逢迎和肉麻吹捧总是颇有市场呢？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可憎现象的原由至少可归结为三点。首先是利益驱动，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金钱场”在起作用。其次，则是“权力场”的影响。这中间有“官场文化”有“权谋术”，今天尤甚的就是“不良政绩观”在作梗。再次，自然会追溯到不良的中国文化传统。譬如“好面子”、“家丑不可外扬”、“吉凶祸福”、“祸从口出”等等。在这里仅以遭到广泛诟病的经济学家为例，读者朋友便可管窥一斑。

　　（尽管此例绝对真实，但恕我隐去真名真姓）某年某月某日，某位著名经济学家到某地讲课。就在众人洗耳恭听并认认真真做笔记时，这位仁兄却在大而化之地讲了十五分钟后就忽然离席而去。听众最初以为学者可能是因为内急而临时离开。谁知，久等之后仍不见其踪影。此时，陪同学者而来的一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对听众和抓耳挠腮的组织者道出了实情：“来时说好，一个小时付八万讲课费，你们却临时变卦，只给了三万。先生说，三万，就只能讲十五分钟。”语毕，亦扬长而去。一时，该地舆论大哗。笔者倒是以为，当地公众大可不必为这位经济学家的此种行为而嗔怨。这种赤裸裸地只服务、服从于金钱的人，难道真的会有令人茅塞顿开的见解吗？难道在他们的心与口的对接时，除了铜臭，还能迸射出真知和真理的光芒吗？

　　经济学家邹恒甫为自己同行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他在忿然抨击时点出了问题的实质：“银根一收紧，他们就给银行当传声筒，在媒体上制造舆论说‘货币政策该放松啦，该调低准备金率啦’。他们一边在央行货币委员会当委员，拿着国家的工资，一边给上市公司当独立董事拿高薪，两头赚。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千万富翁’！”试问，这种早已把经济学变成了“金钱学”的学者，他们还会用经邦济世作为人格与学术的坐标吗？他们的话语中还有多少真实的内容、真知的成分和真理的追求呢？笔者以为，当金钱成为人们心与口的惟一指挥捧时，语意就会在事实面前拐个弯，而扭曲的话语当然就不会是真话，而成为假学术之名，行诓骗之实的假话了。

　　“真话实在少”与“权力辐射”

　　导致社会上假话横行、真话难行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人说真话的舆论环境普遍受到了“权力场”的影响，受到了“权力辐射”。这就是人们经常说到的“官场文化”以及与传统的“帝王术”有关的官场“权谋之术”所致。而在21世纪的今天，阻碍言论畅通，使许多真话实话无法上下通达的根本原因则是在官场和官员头脑中挥之不去的“不良政绩观”。维护和保住个人利益，在官场则成了求官、谋官、做官、保官、升官的“连续剧”。官职的大小，官阶的高低是如今许多党政公职人员自我评判和社会评价的惟一尺度，是其人生价值是否实现的最主要的标准，也是其能否保持生命活力生存质量甚至是生活乐趣的最大动力。

　　在这样的心态和不断强化的心理暗示下，公职人员非常明白，任何工作上的纰漏和职责范围内的不足，都会成为升迁路上的绊脚石，成为被同行同事攻讦和算计的把柄。因此，对上不说真话，对下阻遏真话，邀功诿过，遇到矛盾绕着走、躲着走，出了问题掩盖事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几乎已经成了公职人员的习惯思维和习惯动作。而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在官场听真话难，说真话更难。假话跨越时空，心态如出一辙。还记得民国之初，那位袁世凯大总统是怎么被一份劝其称帝的假报纸所欺骗的吗？还记得在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的“十年动乱”时，中国的报纸是怎样宣传“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中国的广播又是怎样天天在播放“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唻就是好”的歌曲吗？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所有谎言的背后都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国运的衰败；所有假话的背后都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百姓的劫难。

　　国外有一则十分辛辣的笑话，说是在一次撒谎大奖赛中，在参赛资格上有规定，即政客不得参赛。因为若允许政客加入赛事，旁人只好望尘莫及。笔者以为，政治家与政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愿不愿听真话，敢不敢讲真话。因为只有真话才是国之脉动，民之心声。听不到真话，等于医生听不到脉搏，又何谈对症下药？不会号脉者，良医乎，庸医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