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反腐机制面面观

　　新加坡也在李光耀的领导下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反腐败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了反腐败法律制度。根据《防止贪污法》第24条规定，被指控贪污的公务员如果不能对自己的财产做出合理解释，与其收入不相称的财产将会被视为贪污所得，可以推定其受贿。而一旦贪污罪名成立，法院可以下令没收其所有来历不明的财产，对贪污官员最高10万新元罚款、最高7年以下徒刑或二者并处。新加坡政府指导手册中的《行为与纪律准则》第135至第139条规定，公务员初任公职时及之后每年均须申报其本人在公开及未公开公司的股份、房地产(自住房屋除外)等方面的利益和投资情况，其配偶、依靠其抚养的家庭成员以及那些可能引发利益冲突的利益和投资情况，尤其是在未公开公司的投资情况也需要申报。在新加坡，不仅有钱要报告，没钱也要及时向上级汇报，其目的在于未雨绸缪，防止官员为了摆脱困境而收取好处。

　　二是建立了在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反腐败独立调查机构“新加坡贪污调查局”。该局权限极大。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可以在没有检察官允许的情况下，行使《刑事诉讼法》赋予警方调查的任何权力；有权进行跟踪和秘密调查，可以采取卧底、窃听、录音等方式收集证据；在执行重大任务时，还可动用武力搜查任何地方、任何账目，并有充分权力要求任何人揭发或交出所需要的全部材料、文件或物品；此外，贪污调查局无须逮捕证就可以逮捕涉嫌贪污罪行的任何人。但同时又受到两项特别制度的制衡，即新加坡将检控权和定罪权分别授予律政部和法院，另外，贪污调查局内部人员涉嫌贪污须进行调查，虽也由贪污调查局进行，但被调查官员必须停职，包括局长在内。

　　三是实行高薪养廉制度。李光耀曾对印尼总统瓦希德说：“要部长们当清官，就得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报酬，不必贪污也能过得合乎其身份和地位。”

　　四是新加坡也非常注重从机制上减少官员自由裁量权。　　

　　五是在全社会形成腐败可耻的强大舆论氛围，腐败分子将成为社会公敌，对潜在的腐败者形成微妙的心理压力。如新加坡前国家发展局局长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

　　北欧：防腐规定近乎苛刻

　　在一直被“透明国际”评为最清廉国家的芬兰、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之所以能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廉政奇迹，不仅在于其社会收入差距较小、社会保障完善发达、公务员待遇优厚，更在于其近乎苛刻的防腐、反腐制度。

　　北欧国家普遍推行政府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以及储蓄消费实名制。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查看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下来，迄今已经240多年。后来，瑞典规定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和团体，都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任何人都不允许开匿名账户，因而一旦某位官员的账户上出现了不明进项或不正常消费，民众随时随地都能查个“底朝天”。

　　对于公职人员接受礼品、礼金、吃请等，北欧各国的制度规定也都细致入微、近乎严酷。芬兰的法律规定，公务员不得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吃请，否则视同受贿；接受金钱、珠宝、家用电器、特殊（低利息）贷款、免费旅行等都可被视为受贿，甚至接受荣誉头衔和有关部门的推荐也不例外。而一旦被认定受贿，不仅立即免职，同时将视情节轻重，处以从一般性罚款到4年监禁的处罚，并且终生不得担任公职。

　　为了防止公务员公私不分，丹麦各部门均设有专职的管理人员，负责替出差人员通过旅行社预订旅馆和机票。

　　如果是偏远国家，旅行社无法从丹麦预订，出差的公务员可以自行解决。如果只出差一天，则按小时补贴。出差人员只能坐公共汽车，如果出差地没有公交车，才可以打出租车。丹麦对官方代表团出访经过第三国，也有严格限制，总的原则是不能在没有公务活动的国家过夜，除非当天没有返程的交通工具。为了体现公务员的平等性，丹麦除了首相、副首相、各部大臣、议会主席外，其他人的住房、乘车、乘船标准都一样，坐飞机只能坐经济舱。

　　其他：防腐招数不一而足

　　不仅上述国家，德国、日本、韩国等也对公职人员在财产申报、接受礼品等方面有着严格规定。如德国规定，政府公职人员必须将15欧元（约合140多元人民币）以上的礼品与酬劳上报，收受现金更不允许。参加节庆活动也须经过上级批准，而且只能收取印有主办单位名称作为广告的小礼品，否则将会受到查处。日本则要求职员收受当事人的赠与（包括金钱、物品及其他招待等），或收受当事人基于职务关系而提供的劳务报酬，无论数额多寡，均应在规定期限内向上级官员报告。韩国1981年就公布了《公职人员伦理法》，对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收受礼品的申报，以及限制退职公职人员的就业等都做了详尽规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法由时任总统全斗焕发布，后来他本人及其继任者卢泰愚却相继倒在这部法律之下，都被处以重刑。虽然后来被特赦，但都需偿还数千亿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