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不是所有会读书识字的人都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也不是所有关注公共议题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刘易斯•科塞笔下的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爱德华•萨义德眼中的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齐格蒙特•鲍曼则更为旗帜鲜明地指出，知识分子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在较早明确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美国法学家波斯纳的论述中，公共知识分子指的是美国当代社会出现的在自己专业范围之外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人。由此可见，在这个多元分化的文化群体中，不管是葛兰西所区分的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还是福柯所辨明的普遍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都是指向了一个事实，即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至少必须具备独立性和公共性的这两种最基本的品质，前者以独立的人格精神为担当，后者以公共的社会福祉为使命，两者相辅相成，互为砥砺。没有独立的人格，就不会有公共的情怀；缺乏为公众发声的使命感，个人的信仰终将失去价值。

　　如是观之，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是体现在为社会生活中的公共事务面向公众发言，为公众利益而思考，不管是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还是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公共性”应当是其最珍贵的人文情怀。在笔者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另类，更不该是那已被严重污名化的“公知”，恰恰相反的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所有号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当中最为首要的特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前面的“公共”二字并不是一种类别区分，而是对其本质的一种突出强调，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属性。任何背弃“公共性”的知识分子，都将丧失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同样的，任何以一己之私亵渎公众情感的知识分子都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筒。我们已经深刻地体悟到，伴随着公共性的消失，是知识分子的沦落，知识分子从神坛走向祭坛，其命运又将陷入悲催的轮回之中。而更深层次的影响，不是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命运之中，它更像一个爆发的火山，撼动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撕裂了所有成员的信仰体系，这才是我们焦虑的根源。

　　我们知道，尽管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群为公共理念和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社会菁英，但不能否认的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也成为了泥沙俱下的亚文化群体，其阶层本身的分化程度不亚于个体间的差异。不同的立场决定了他们以不同的姿态面对公众，并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发声，而不再是纯粹的为弱势群体呐喊。在众声喧哗之中，我们听到的除了网民对伪公知的口诛笔伐之外，也听到了站在不同利益立场上的公知与公知之间的攻讦谩骂。最终，一方面是鱼龙混杂的网络环境加剧了“公知”的污名化过程，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市场化和职业化使他们不再是曼海姆意义上的“自由的漂移者”。唯其如此，我们才愈发感觉到，在“砖家”满天飞的现代社会中，找回知识分子失落的公共性、重塑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是何等的重要。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