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54年整风整党运动

　　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致信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同胞，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艰苦奋斗的作风没有保持多久，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的话言犹在耳，各地就发生了一些触目惊心的贪腐案件。1950年1月，京绥铁路发现严重贪污浪费走私现象；天津铁路局查处肖荫齐等集体贪污舞弊案；2月21日，国营华中百货公司武汉分公司查处徐志平等贪污2亿元（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新币1元折合旧币1万元）的大案，主犯徐志平、镇沛霖被处以极刑……类似这样的案件还有很多，说明党在革命年代形成和保持的优良作风，在革命胜利后受到了极大挑战。

　　1950年4月28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和彭德怀，指出：“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的重点是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5月6日，中纪委书记朱德在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话，指出党内违反党的纪律和党的政策的突出问题是：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滋长并造成极端严重后果；摆老资格和恃功邀赏在某些党员中表现特别突出；违反党纪和法律，贪污腐化行为增多。针对这些问题，朱德要求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5月24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说：“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陈明显、罗正楷：《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6月6日，邓小平在一个讲话中特别指出：“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无论城市农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还有一个干部婚姻上的问题，现在到处都在闹‘改组’……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欺骗的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158—159页。）同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应在1950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经过半年左右时间，各级党组织的整风工作先后告一段落，同年冬，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195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点》，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的普遍整顿。随后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整党工作做了部署。这次整党运动的重点实际上是进行“三反”，因为就当时的情况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实在已经成为影响党风的罪魁祸首。各地查处的一些大案令人感到十分吃惊，如：华东纺织管理局计划处处长陈贤凡以权谋私，使国家财产损失达50亿元以上；沈阳市一些国家机关和国企中发现严重的贪污现象，仅中国煤业建筑公司沈阳分公司、东北纺织管理局沈阳八厂等四个单位的贪污案即造成国家损失40多亿元。8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号召东北全党及全体工作人员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1月1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东北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情况，仅沈阳市部分单位就揭发出有贪污行为人员3629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贪污金额就达5亿元人民币，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东北局的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报告随即被转发全国。11月21日，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被揭发。刘、张二人都是经历过长期革命考验的领导干部，曾在敌人监狱中受过刑讯逼供，坚贞不屈，但在和平年代却成了可耻的贪污犯。据报道，二人共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共达155亿多元。借机关生产名义，进行违法经营，并交送49亿巨款给奸商张文义倒卖钢铁木材，瓦解国营厂矿，任其投机倒把，扰乱金融，使人民资财损失达14亿元之多。刘青山吸食毒品竟至成瘾，据他们自供，刘、张二人开支及送礼即达3亿多元。为消灭贪污罪证，张子善亲手一次焚毁单据378张。（《人民日报》1952年12月30日。）11月30日，毛泽东批转了华北局关于刘、张贪污的报告。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此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为了指导这场反腐败斗争，毛泽东写了300多条指示、批语，以坚定、彻底的态度领导反腐败斗争。他亲笔批示枪决了刘青山和张子善，震慑和挽救了一批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各地方领导干部也纷纷响应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1月3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要求严惩贪污浪费；12月1日，北京市长彭真号召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铲除贪污；12月14日，天津市集会动员反贪污反浪费；12月19日，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强调“三反”斗争事关国家前途；12月21日，广东省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号召检举贪污行为。在西南军区“三反”运动中，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领导，使西南军区“三反”运动顺利而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李雪勤、李雪慧：《新中国反腐败大事纪要》，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三反”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思想教育，清退了一大批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净化了党风和政风。

　　在三年多整党期间，有32.8万人离开了党组织，全国共吸收107万新党员，与清退出党者相抵，全国共产党员总数由580万人增至636.9万人。经过整顿和发展，党在组织成分和党员素质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

　　1957年，针对党内存在的“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毛泽东又领导全党开展了一次开门整风运动。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警告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了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他还说：“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但是，由于后来发生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这次整风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