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生委员谈医改： 倡一体两翼 盼顶层设计

　　大公网5月25日讯（记者 任一龙、任芳颉 北京报道）医改虽已实施多年，但由于管理体制机制原因，不仅导致制度不统一、经办机构多、办事效率低、政府负担重，而且医疗、医药、医保等信息孤岛和信息烟囱林立，制度性的看病难、看病贵、医疗保障不公等问题十分突出。

杨金生在全国政协联组会议上

        十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心主任杨金生一直在呼吁，一直在建言。他说，医改的核心问题不仅是公益性和经费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完善并体现公平。中国人口众多、医疗保障地域差别大且中西医发展不平衡，要走中国特色的“医改”道路，必须制定全国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期不断扩大覆盖面、提高参保政府补助标准、提高群众医疗报销比例，同时，要加强基层公共卫生基础建设，扩大医疗卫生队伍，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全民共同享受改革的成果。

　　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杨金生说，全民健康不是卫生部门一家的事，是各级政府的事情，是每个人的事情。因此，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超越部门和行业利益，从国家层面进行整合，制定全国统一、全民共享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把全民的健康管理、医疗保障纳入一个制度框架内。要真正落实全民健康的战略，保证医改的进度和力度，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顶层设计。

全国政协双周会上，俞正声与杨金生亲切握手

　　中国式“医改”尚需公平的顶层设计

　　杨金生说：“当前，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形态多样、在制度设计与保障提供上缺乏统筹规划。”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保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新农合由卫生部管理，城乡医疗救助由民政部门管理，商业健康保险由保监会管理，出现了基本医疗多头管理和经办的情况。另外还有一部分人享受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单位保障，还有一部分无保障人员等等。

　　其次，从保障水平看，公务员医保水平最高，城镇职工相对较高，城镇居民居中，农民最低，而且门诊与住院又有种种限制，不同人群的医疗保障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在10倍之上，这种格局大大降低了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社会公平性。而且目前参保者中大多数是新农合，以住院医疗费用保障为主，客观上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制定“一体两翼”保障制度 破解医改难题

　　杨金生说，要解决基本的医疗保障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体两翼”的医疗保障制度。

　　“一体”就是健全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两翼”就是发展商业保险和完善社会救助。明确基本医疗保障是主体，商业保险和社会救助是补充。基本医疗保障由政府主办，体现基本属性，全国统一、全民共建共享；商业保险由企业主办，体现市场属性，个人自愿参保，包括大病和寿险类；社会救助对确实需要的人群进行核实并兜底。这样一来，才能使民众有更多选择，政府也不会因大包大揽而承受不起。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保体系，突出覆盖范围的广泛性和基本医疗的普惠性，使所有社会成员，不分城乡、不分贫富、不分就业与否，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这也是中央“保基本”的真正内涵。

　　他举例说，基本医疗保障就好比是汽车的第三者强制保险，无论你是新车、旧车，豪华车、普通车都必须有统一的强制保险，无论你通过哪家公司经办，标准是一致的且全国联网，无论你的车在哪种情况、哪个区域出了事故，保险公司都会对第三者进行赔付。不会因为你在这条路出了事故管你，在别的路上就不管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也应该借鉴汽车强制保障的模式。比如政府出600元、单位出300元、个人出100元，建立起全民的统一医疗保险制度，每年每人可以报销各类医疗5～10万以内的费用。这样就构建起公平的、共享的全民统一的最基本医疗保障。

　　杨金生建议，就像汽车的强制保险一样，基本医疗保障也应该标准统一，一地参保，全国共享，以人为本。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障体制，这个体制要覆盖全国所有人群，人人享有，体现公平，就像汽车的第三者强制保险一样，每一辆汽车都必须有，而且标准一致，待遇一致。

　　建立全国医疗信息共享平台，解决异地就医结算难

杨金生参加全国政协“卫生三下乡”活动

　　多年来杨金生一直呼吁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全民健康管理信息系统。杨金生建议，国家立项投入，由卫生部门牵头，实现健康体检、诊疗信息、基本医疗保障数据的共建共享，明确建立和完善社保部门、医疗机构和卫生主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共建共管机制。

　　杨金生表示，该平台共建共享为政府部门促进三保整合，统计参保人数，掌握居民健康情况，计算人均寿命，了解医疗机构收入和运行情况等提供客观数据；为医疗机构实现诊疗信息互享，推动分级诊疗，指导基层医疗和双向转诊，应用大数据研究治疗方案，观察药物毒副作用等提供平台；为医保经办单位掌握居民参保信息，合理、有效控制费用，避免重复检查和用药，为解决异地医疗报销等提供支持；为公安部门掌握人口生育、死亡信息和涉及的伤害事件调查提供帮助等等，彻底实现“数据共享，三医联动”。

　　对于如何建立医疗信息共享平台?杨金生建议分三步走：一是建议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形成类似医保“一卡通”的全国统一政府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建设公共数据服务平台，实现大数据的信息化工程。二是实现基本医保制度的全国统一，标准统一，全民一致，便于异地结算。三是建立医保个人账户，费用总额控制，民众自然选择机构，为医药分开奠定基础；全面放开医保单位的审批，让民营医疗机构和社会药店也参与进来，公平竞争，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改革目前繁琐的医保服务模式，实现由不同医疗机构报销不同比例和年度费用总额控制的方式来管理。同时，建立个人消费账户和交费优惠奖励政策，达到节约医疗卫生资源和控制医保费用增长过快的目标，真正做到全民健康、人人有责。

　　中国式“大健康” 中西医并重仍在路上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维护全民健康和实现长远发展出发，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目标。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但杨金生介绍说：虽然中医药是我国特有的医疗资源，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1996年12月再次明确提出“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但“预防为主和中西医并重”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落实。

　　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12月，我国临床执业医师注册总人数约260万，其中中医执业医师注册人数约60万，不足我国医疗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在近几年临床执业医师考试中，中医类别本科及以上学历报名仅占全国总人数的20%左右，如果持续这样发展，中医药相对处于越来越萎缩的境地。目前，基层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者以中专、大专学历毕业生为主体。杨金生说：“没有人才。一切都是空谈。更谈不上中医药的国际化。”目前，中医师学历层次整体偏低，基层缺乏中医高学历卫生人才，严重影响提供给人民群众优质全面的中医药医疗服务能力。

　　扩大中医药院校招生规模 满足民众的健康需求

　　“中医药高等教育60年来，共培养近200万名高等中医药专门人才，能够从事临床医疗的是其中一部分。但实际上，无论执业医师注册人数、医师资格考试报考及通过人数，还是高等院校培养医学生数量，中医类别与西医临床类别差距显著。中医师人数总体远远不足，培养人才的数量与社会实际需求存在很大差距。” 杨金生说。

　　杨金生建议，一方面扩大中医院校本科层次招生规模，提高本科以上学历高层次中医药人才数量；另一方面，扩大中医学专业中专、大专招生规模，以保证有足够的专业技能人才在预防、康复、养生、养老、旅游等方面提供医疗服务。政府方面，应加大中医院校的投入，在举办的院校数目、招生规模和投入资金等方面要逐步缩小与西医院校的差距，提高中医学本科专业学生生均教育拨款，进一步改善教学环境。构建“中医药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加大课程体系与教育内容改革力度，强化中医师岗位胜任力培养，促进中医药高等教育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走质量和数量持续发展的道路。

　　加强中医医院基本建设 突出中医药的特色优势

　　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在大城市大型综合医院规模越来越大，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和服务能力也明显增强。但相比较来说，中医类别的医疗机构在获得政府支持的医院数量、投资总额和人员编制等方面，不足西医的1/4～1/3，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本没有体现中西医并重的意思。

　　杨金生举例说：2005年“针灸”入选我国传统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中医针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医针灸”不仅是中国的世界名片，也取得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证”，我们承诺有义务来传承、保护、宣传和发展中医针灸的责任。 针灸科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也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软实力之一。针灸能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深受国内外欢迎。然而，目前我国却没有一个国家级针灸临床医院。为此，杨金生连续呼吁有关部门重视针灸事业的发展，立项成立国家级针灸临床医院。

　　“针灸医学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级针灸临床医院的成立，也是我国进行针灸临床医疗服务、科学研究和对外示范教学的需要。”杨金生说：“我的老师程莘农院士，10多年前在任全国政协委员时就呼吁此事。十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我多次通过提案建议成立国家级针灸医院、尽快建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到现在，这个提案仍停留在纸上，只有“答复”没有落实，今年他还在一直在为中医针灸呼吁。

　　中国式“援外”要展现中医药文化特色

　　近年来，中医药沿“一带一路”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了16个中医药海外中心，受到沿线民众的欢迎。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中外政府已签署了86个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每年约13000多名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医药，约20万人次境外患者来华接受中医药服务。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在中国的援外医疗队中，中医药人员约占总数的10%。

　　加快中医药走出去 医疗服务要落到实处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中医药基础研究和标准化体系薄弱，中医药国际合作面临难得的机遇和挑战。杨金生认为，中医药走出去首先让所在国的老百姓感觉到中医的效果，中医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要注意“三步走”。文化“出得去”，技术“用得上”，服务“留得住”，同时，要注意药品的安全性。他表示，首先要重视文化的宣传，从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中医对外宣传规范，作为“走出去”的标准、教材，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同时，要选择适宜的技术。“容易学的、疗效好的、有确切适应症的，别人用得上，才容易接受。”要优先选择经过临床千锤百炼的适宜技术，不要盲目地都“走出去”。通过文化的宣传、医疗机构的服务、培训基地的宣传，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老百姓感觉到中医的效果，体验到对他们健康带来的福祉，同时，注重可持续发展，培养当地的医务人员，才能让实现服务“留得住”，才能发挥中医药的作用，来助力“一带一路”事业的发展。

　　为此，杨金生建议，加强顶层设计，统筹“一带一路”中医药发展规划。成立“一带一路”中医药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中医药与沿线国家合作的战略布局，统筹外交、教育、商贸、卫生和中医药等部委局的工作，确保政策措施和规划的贯彻落实。其次，加强科研合作，在国际规则标准制定上掌握主动权。设立国家中医药标准化研究专项，以我为主在WHO、ISO等组织制定颁布中医药名词术语、技术产品、设备服务等相关国际标准，把中医药国际化落到实处，不断提高我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同时，加大海外科研合作专项投入,在海外建立科研合作基地，借助现代技术，提升中药质量标准，推动中成药国际注册和质量标准进入美国和欧盟药典。

　　加快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多途径营造文化氛围

　　文化润物细无声，如西方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留学机会和奖学金来吸引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在不知不觉的教育中接受西方的文化。据统计，目前人们接收信息的主要途径依次是网络、电视、电影、娱乐活动、报刊等。文化传播方式在由过去单向的灌输式转换为双向的甚至多向的互动式，科学的使中华文化顺利“解码”，用世界语言表达并为世界大众接纳与认可，这是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

　　杨金生建议：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务实资助在中国注册的中医药国际组织，帮助他们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如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传统医学标准化国际组织（TC249）等等，它们作为国际中医药文化推广和传播的中国基地，通过国际性的中医药讲座、学术性研讨会、报告会等方式丰富传播中医药文化，在所在国各领域、各层次的对外活动、行为等来实现，增强中医药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另外，要充分重视各种社会力量和民间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支持海外华人华侨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热爱祖籍国的热情和力量。全方位、立体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把文化“走出去”工作与外交、外贸、援外、科技、旅游、体育等工作结合起来，把展演、展映和产品销售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形成对外文化传播的合力向世界发出声音，营造中华文化的认知氛围。

　　杨金生建议：政府要加大投入，建立中华文化国际化传播体系。拓展传播渠道，建立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网络传送、专门影视网站下载、专用卫星电视频道传播等，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传递中国声音。加快国内媒体海外免费落地。提高国内对外传播机构的传播能力和传播范围，扩大卫星电视（新闻和国际频道）在海外的落地区域，实现中华文化传播节目在国际频道的免费落地。重视互联网多语种的建设、运用和管理，把网络文化作为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新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