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国际海洋事务谈判 代表中国的外交官是谁？

　　大公网3月2日讯（记者李理）中国虽是海洋大国，却连续缺席两次联合国海洋大会。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就迎来了国际海洋事务订约谈判的大事：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大会。 当年替中国维护海洋利益的外交官许多都有两个共同标签，一是从上海完成学业，二是经历隐秘战线的洗礼。

　　1949年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兼任主任委员的条约委员会后来改称条约法律司，1972年则建国际条法司，统筹涉外条约法律。最早代表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海洋强音的外交官当属沈韦良。1973年3月29日，时任副司长的他在海底委员会第二小组会议上义正言辞，“旧的日内瓦海法四公约从根本上来说有利于超级大国推行其海洋霸权主义，而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主权和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正义斗争。”

　　沈韦良早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完成学业，1949年之前先后在上海、南京、扬州从事隐秘战线工作。对于往事沈自己从来也不说，六年前他带着这些秘密一起离开了这个世界。

　　沈韦良的同事柴树藩是老延安，祖籍山东的他也辗转来到上海接受高等教育。1929年北平税务专门学校在上海设立两个分校，柴树藩就是在陆家嘴分校以平均90分以上的成绩毕业创下纪录。此后他还曾在上海海关实习国半年。

　　上一次联合国海洋会议的焦点无外乎海洋大国希望能够在公海畅行无阻，并尽量用先进渔业技术获得尽可能多的渔权，中国历来是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1974年7月2日，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柴树藩说，长期以来，超级大国竭力鼓吹“公海自由”，坚持要把各国的领海和管辖范围限制在三海里或十二海里以内，谁也不许超过。其实所谓的“公海自由”，就是超级大国的“公海垄断”。他们鼓吹“公海自由”的目的，就是企图保持和扩大它们垄断海洋的特权。

　　从上海南洋公学完成学业的庄焰，后来也成为载入海洋外交史的中国外交官。他1939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任教。在联合国的外交舞台中，当拉美国家提出200海里海洋权的主张遭到美国和苏联公然攻击时，1973年3月20日的会议原始记录留下庄焰刀锋般的回击，“你们确定自己的领海范围时征求过谁的同意呢？你们把军舰、渔船任意闯到别国的沿海，肆意掠夺别国资源，你们的疆界扩展到哪里去了呢？真正损害别国合法权益的究竟是谁？粗暴践踏国际法上的主权原则的又是谁？不正是你们自己吗！”

　　事实上，中国至今仍延续外国军舰通过沿海国领海时先取得沿海国同意，中国不承认外国军舰享有无害通过权的主张。

　　除了在专门会议上据理力争外，中国的外交官还在联合国大会上舌战群雄，曾在上海生活的乔冠华1973年10月在联大第二十八届全体会上发言道，三里领海是人规定的，十二里领海也是人规定的，这反映了在当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控制海洋的现实，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呢？说什么领海和管辖区大了，公海就小了，什么是公海？所谓公海，实际上从来就是拥有强大海军力量的少数国家的“私海”。

　　今年六月，联合国海洋大会即将在纽约召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李永胜参赞在筹备会上开篇即提到，海洋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中方支持召开联合国海洋大会，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注入新的政治动力，使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与繁荣。

　　如果那些为中国海洋权益奋斗过的外交官们在天有灵，应该会感到格外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