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历史】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

　　文/何雁

　　一九二四年是关键一年。元旦，孙中山主持群众大会，庆祝新命名的“国民政府”成立。会上，宋庆龄为陈炯明叛变时，保卫总统府有功的将士们授勋。人们普遍承认，那次事变中，宋庆龄挽救了孙中山生命，从而挽救了革命。

　　这年元月下旬，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的新路线，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被正式订定为党的方针。按照协议，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领导人中，参加大会的有李大钊、林伯渠等。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另一位代表是毛泽东。

　　第一次国共合作

　　由孙中山提议、经大会通过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四名委员，有三名共产党人，最著名的是李大钊。十七名候补委员中，有七名共产党人，所占比例比正式委员大三倍。毛泽东是其中之一，还有瞿秋白、林伯渠、张国焘等。

　　在国民党最高职能机构—中央党部，担任组织部长与农民部长的都是共产党人。工人部长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这三个重要部门的秘书都是共产党人，其中农民部秘书是彭湃。这些人事安排显示，孙中山希望通过注入共产党人新血液，使他的党重新振兴。

孙中山与李大钊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

　　国民党一大举行期间，列宁在莫斯科逝世，大会为此休会三天，以志哀悼。二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举行大规模追悼大会，高层干部全体出席。孙中山在宋庆龄陪同下到会。大会由廖仲恺主持，祭坛正中上方悬挂孙中山亲笔书写祭帐“国友人师”，表达对列宁的敬重。

　　宋庆龄回忆说：“在这种（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孙中山主持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这所学校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任务是为革命军培养军官。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登上主席台，旁边是军校校长蒋介石与党代表廖仲恺。

　　孙中山强调，要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力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粉碎内外反动势力所加锁链。但是，对他来说，军队是实现文治目的的工具。他厌恶军队中讲究服饰与派头的作风。

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右起：宋庆龄、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

　　孙中山侍卫副官马坤（Morris Cohen）讲过一个故事：一九二三年，广州政府要发行纸币，需要用一张孙中山头像，请孙中山在一批照片中挑选一张。孙中山把全部照片交给宋庆龄，对她说：“亲爱的，请你挑一张你喜欢的，只要我不穿军服就行。”在此之前，他穿大元帅军服照过一张相，这套军服配有金色绶带，帽沿上插有羽毛，当时总司令都是这样打扮。后来，孙中山想起来就觉得别扭与后悔。

　　马坤还谈到，孙中山虽然讨厌军人那套威风，到战场上却显得沉着勇敢。一次，与一个叛变的南方军阀作战时，广州形势突趋危急。孙中山夫妇正在饭后闲坐休息，听到报告，孙中山马上乘汽车赶往前线。宋庆龄每逢这种情况，尽管为丈夫担心，却从不阻止他。一路上，孙中山碰到一些溃逃的军官，用劝说与自己的行动，使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转身返回前线。在前线，孙中山所处位置在敌人机关枪射程之内，但他沉着指挥，使正趋瓦解的防御阵地重获巩固。四周都有士兵阵亡，随从中也有人受伤倒下，但孙中山坚决拒绝隐蔽自己。有人觉得这样不妥，他却带着歉意地说，“我已经让部下不必要地冒了许多危险。”

　　苏联军事专家A.I.切列潘诺夫（A.I.Cherepanov）曾讲述，孙中山只要有机会就去战地，而且有时还亲自指挥。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了解军事的重要性，并且从不躲在后方，让别人去冒险。

　　一位德国作者这样谈到孙中山：“有些地方，没有人想到会隐藏着对他生命的威胁，却突然出现了危险。……但他丝毫没有惊慌表现。”“这种正气凛然的沉着态度，由于孙夫人以无畏精神与他站在一起而更增强。”

　　孙中山犯难北上

　　一九二四年秋，南方的革命在北方引起了一次强烈回响。“基督将军”冯玉祥控制了北京，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帝溥仪逐出紫禁城。

　　冯玉祥对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一次突然反抗，然后进军首都，将所部易名为“国民军”，并联合吴佩孚对头、奉系军阀张作霖，及皖系军阀段祺瑞，组成一个政府。冯玉祥取得张作霖、段祺瑞同意，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计。

　　孙中山虽对此不抱幻想，但还是同意北上。他觉得，举行这样一次谈判不会有什么损失，随着全国民族与民主情绪高涨，可以借此使全国振奋起来。但有一点他决不妥协，即统一目的是为了取消军阀及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达到这个目的，召开国民会议是必须的。

孙中山与宋庆龄，摄于日本至天津船上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永丰”舰启程北上，在黄埔军校短暂停留，受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这次活动是由周恩来组织，孙中山发表了讲话。

　　动身前一天，各界欢送会上，孙中山说，这次北上的目的是“拿革命主义去宣传”，勉励大家“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基础弄得很巩固，做一个革命的好策源地”，“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与军阀谈判，没有实力作后盾是不行的。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香港换乘客轮于十一月十七日抵达上海，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四天，与支持者们就召开国民会议的问题进行商讨。

　　上海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却发表一篇社论说：“孙博士在政治上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目前在上海居留将会毁坏上海的中立地位并危及安宁”，因此，必须禁止他进入上海由外国人管理的区域。孙中山立即针锋相对地驳斥道：“以外人而发为是言，实太不自量。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彼辈不过为吾人之客，一般宾客并无拒绝主人入门之权利，倘租界当局有意阻碍在租界之居住，则吾对之有出坚决手段之决心。”

　　孙中山夫妇从上海乘船到日本神户（Kobe）。神户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他们停留了近一周。孙中山发表演说，仍然强调泛亚反帝合作，日本作为第一个在近代获得独立与富强的亚洲国家，理应帮助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奴役。如果日本负起这个责任，它将成为一个解放者，而不是掠夺者。

　　宋庆龄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说。孙中山与她一起前往，并题字留念。这是宋庆龄第一次单独公开演讲，主题是妇女解放。她说：“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

　　十一月三十日，孙中山与宋庆龄，乘一艘日本客轮赴天津，几千人到码头送行。到达中国之前，孙中山的肝病再次严重发作。十二月四日在天津下船时，他的脸色很难看，宋庆龄也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十二月三十一日，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上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中山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表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段祺瑞却故伎重演，召集一个旧式将军与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所有条约。此时，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右）、孙科（左）及孙治平（中）在守灵

　　一代伟人逝世

　　一九二五年一月，诊断结果已从肝脓肿变为肝癌，孙中山从北京饭店被移送协和医院诊治。一月二十六日动了手术，确知肝癌已到晚期，宋庆龄日夜守护床边。二月九日，何香凝赶来襄助。

　　一星期后，镭锭放射治疗显示没有效果。孙中山住进他在北京的临时行辕，位于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宅。顾维钧是前外交总长，在冯玉祥率兵进京时出逃，留下了这座空屋，足够孙中山随从人员居住。在这里，根据孙中山要求，改用中医治疗。

　　有一段时间，孙中山似乎稍有起色，能在花园里走一走，两旁由宋庆龄与侍卫副官马湘、黄惠龙细心照护。身体稍好时，他与部属一起工作，接见少数来访者，包括鲍罗廷与苏联大使加拉罕（Karakhan）。

　　三月初，孙中山虽然已不能起床，仍能与随从们说笑。三月十一日，孙中山已处于濒危状态，却仍把小孙子治平唤进来，慈祥地对他说，爷爷这会儿身体不好，起不了床，等稍好一点，再跟他玩。

　　宋庆龄守在孙中山床边，不时用英语问他：“亲爱的，你要我做什么吗？”

　　有一次，孙中山要求把他放到地板上。宋庆龄不同意，说：“地上太凉。”

　　孙中山微笑着说：“我不怕冷，放在冰上才好呢。”

　　宋庆龄一听就哭了。

　　孙中山安慰说：“亲爱的，别难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宋庆龄答道：“我要的、我爱的只是你。”

　　同一天，孙中山通过何香凝致电广州，指示北伐军切不可扰民，还对何香凝说：“照顾我的妻子。”孙中山又望着忠贞的侍卫副官，对何香凝说：“只要革命政府存在一天，就要任用他们。”

　　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宋庆龄托着手，在三份遗言文件上签了字。家事遗嘱全文是：“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南京中山陵举行孙中山国葬仪式，宋庆龄（左二）身后有宋美龄、蒋介石、宋子文等。

　　政治遗嘱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签字）”

　　孙中山关于国事最后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三月十二日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终年五十九岁。

一九五六年，宋庆龄手捧孙中山《建国大纲》留影

　　宋庆龄三十二岁。近十年婚姻生活，他们从未分开过。现在，她失去了丈夫、领袖与导师，以及给她父亲般慈爱的人。她显得那样稚嫩脆弱，由于过度哀伤而憔悴。

　　失去亲人几星期后，在一次新的民族危机中，这位哀痛欲绝的年轻寡妇，面对考验时，站起来捍卫孙中山革命遗教。之后数十年，她继续担当这一重任，显示出罕见勇气。孙中山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成为激励她的力量。在逆境、冲突与危机之中，宋庆龄努力寻求革命胜利之路，把孙中山事业推向前进。

　　（“孙中山与宋庆龄”系列之五，全文完）

系列回顾：

　　“孙中山与宋庆龄”系列之一：爱泼斯坦笔下的宋庆龄

　　“孙中山与宋庆龄”系列之二：孙中山在民国年间的香港足迹

　　“孙中山与宋庆龄”系列之三：孙中山广州蒙难记

　　“孙中山与宋庆龄”系列之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