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揭秘沈阳审判往事 获释战犯归国致力中日友好

图：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以蜡像还原当年庭审场景

　　文／图：大公报记者 宋伟

　　“东京审判中没有一个日本战犯认罪，但在沈阳受审的战犯每个人都心服口服、流泪忏悔，并将中国人民称作再生父母，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这是世界任何一个法庭都不曾出现过的场景，以前没有，今后也少有。”六十年前，在沈阳审判中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权德源至今感慨万千。六十年后，他与当年同在庭审现场的辩护律师李长泰、工作人员马凤云，一同回到故地，向世人揭开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84岁的李长泰怎么也不会想到，有生之年还会重回这栋位于沈阳北陵附近的二层仿古小楼。1956年，这里曾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所在地，新中国最后一批共36名日本战犯就在此受审。庭审中，有战犯长跪法庭，认罪悔罪；庭审后，有刑满归国的战犯为中日友好而奔波。

　　神秘任务：为战犯辩护

　　李长泰至今仍记得六岁时，身处伪满洲国接受奴化教育的情景：从被迫参拜神社、学日语，到教员体罚学生，桩桩件件历历在目。那段生活让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刻骨铭心。

　　1956年初，李长泰从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毕业后留校工作。上班不久，就接到上级指示让他立刻到北京参加学习。李长泰抵达后才知道学习的主要任务是给日本战犯当辩护律师，与同期抵达的近三十名律师一样，李长泰拒绝辩护，理由很简单：他们是侵略者，我们是被害者。日本战犯罪有应得，凭什么还要为他们辩护？

　　“在得知大家的抵触情绪后，最高法的领导开始为我们做思想工作，讲解辩护的意义。”后来，李长泰一点点想通了，认识到给战犯辩护是国际通用做法，也是逐步恢复中日友好关系的措施之一。

　　“我当时给日本的宪兵队长吉房虎雄、木村行雄、宇津木孟雄当辩护人。按照审判程序，在开庭前，律师要会见被告人。我先查阅了案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还向我详细介绍了每个被告人在狱中表现和认罪态度。”李长泰说，几次会见后，三名被告人发现他真正平等对待他们，也就打消了顾虑，对起诉的犯罪事实基本认可。

　　1956年7月13日，战犯吉房虎雄、木村行雄、宇津木孟雄在法庭如实供述了他们曾亲手枪杀过无辜群众、抗日志士，把抗联战士送到731部队去做细菌试验等种种罪行，并当庭跪地叩头认罪、悔罪。

　　获释战犯：香港寄信言感恩

　　李长泰说，根据战犯罪行、认罪悔罪的表现，当时他从几个方面给予从轻处罚的辩护：一是他们的罪行虽然严重，但是认罪悔罪态度好。二是侵略政策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制定，战犯是执行者，执行者与决策者应有区别。三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几十年间，对国民的教育就是民族至上、侵略有理。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在这次庭审中，所有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长的二十年、短的十二三年。李长泰回忆说，“当时在场的日本战犯得知刑期后，一个个感激涕零，长跪在法庭之上，向在场的所有中国人叩头认罪悔罪，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杀之恩。”

　　“没有一个死刑，也没有一个无期。”对于这个审判结果，年轻的李长泰当时却怎么也想不通。

　　两年后的深秋，李长泰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感谢信。这是宇津木孟雄刑满释放，归国途中从香港寄来的明信片：一是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的宽大；二是感谢李长泰为他辩护；三是表示不忘中国人民给他再造恩情，归国后一定为中日友好而工作。

　　李长泰激动不已，将明信片交给了组织。“他这不是给我个人的感谢信，而是给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感谢信。”李长泰后来得知，以藤田茂为首的战犯，刑满释放后回到日本，还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号，并率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他们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向工作人员表达对再造之恩的感谢。李长泰欣慰地说，“如今回首再看当年为他们的辩护，是有意义的。”

　　始于沈阳 终于沈阳

图：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外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侵华序幕。1956年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对日本战犯审判，45名战犯全部认罪。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对包括日本前陆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在内的36名战犯进行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列馆，位于辽宁沈阳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近年来，旧址经修缮改造，恢复了当年原貌，并于2014年对外开放。陈列馆展区有两大亮点：一是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现场拍摄的审判纪录片，二是蜡像复原战犯受审和谢罪的场景。

　　“东北工作团”奠庭审基础

　　1951年，中国政府为处置好在中苏边界绥芬河接收的原关押在苏联的日本战犯，当时的最高人民检察署开始对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调查，后因朝鲜战争爆发停顿。1953年末，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侦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工作团”，为保密简称为“东北工作团”，对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系统收集。

　　为成功完成审理日本战犯的任务，“东北工作团”与抚顺战犯管理所密切配合，在全体战犯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认罪、悔罪活动。同时，工作团700馀名成员，走访了东三省乃至全国各地，对数万名幸存者和受害者亲属进行调查取证，并查阅了日伪档案和当时的报刊杂志，基本查清了羁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主要战犯的罪行。“东北工作团”的缜密侦查为后来成功审判日本战犯奠定了有力基础。（史料来源：“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证人指证 泣不成声

图：马凤云抚摸法庭红柱子回忆当年工作场景

　　“这栋小楼和六十年前一模一样。”抚摸着法庭门口的红柱子，马凤云回想起当年工作的场景。1956年，当时18岁的马凤云被特别军事法庭招收为沈阳审判的日本战犯做后勤服务工作，不过她并不能去法庭。

　　然而开庭后，马凤云对庭审很好奇，就偷偷来到法庭外徘徊。大门外，两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在站岗，她走上前去软磨硬泡，终于被默许进入法庭大门，但仍不能进入庭审现场。

　　尽管看不到法庭内的场景，但她却能清晰地听到声音。“一名女证人指证日本战犯所犯下的罪行时，哭着诉说，日本兵闯进她的家中，残忍地用刺刀将她的几名家人给挑死了。说到后来，女证人泣不成声。”听到这里，年幼的马凤云心惊胆战，不敢再听下去，匆匆离开了法庭。

　　马凤云直言，“法庭宣判后，我对判决结果很不理解，感觉判得太轻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加，我理解了这次审判的重大意义。将这些日本战犯处决不难，但是让他们为和平发展贡献力量则更为重要。”

　　获释者落泪 真诚忏悔

　　图：权德源向记者指出当年作为庭审书记员时所处位置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组建之时，24岁的权德源被选中负责录庭审纪录、汇编材料。权德源清晰记得，1956年7月2日，第一个出庭受审的是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法庭调查时，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溥仪。他回忆说，戴黑框眼镜，穿深蓝色囚服的溥仪向法庭揭发控诉伪满洲国最高权力机关总务厅的罪恶和古海忠之的罪行，而当时审判的36名战犯没有一个不低头认罪。

　　1956年7月22日，在抚顺市人民政府大礼堂，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对免于起诉的日本战犯发放释放证大会。权德源说，释放的时候，战犯管理所给获释者发了新衣服、手纸、牙刷等生活必需品。这在当时的困难时期都是很珍贵的东西，释放人员对此热泪盈眶。

　　在护送被释放战犯去天津坐船回国的列车上，权德源看到有一名释放人员望着窗外默默流泪。那人告诉权德源：“前边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小村子，二十多年前，我领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活着回家。”权德源说，“那一刻我才理解了什么叫真挚自觉、心悦诚服认罪、悔罪、谢罪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