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共问责条例的雷霆之意

　　文|许辉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条例是从严治党的又一重大举措，而其出台还有着更为深远的背景和考虑。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云南考察时，对领导干部提出了“忠诚、干净、担当”三个政治要求。此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其中，尤为强调领导干部品质中的“担当”二字。

　　自反腐声浪高涨以来，对有些领导者来说，在“干净”和“担当”之间，似乎难以抉择，存在不少抵触情绪。“干净”就不想“担当”、“担当”就不大容易“干净”似乎成了不少领导干部的“心声”，官场也出现不少“不作为”现象。

　　问责条例就是奔着这股“逆流”而来的。如果说去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针对领导干部的“乱作为”现象的话，那么问责条例则是主要针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作为”现象，针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庸碌之辈，针对那些不想“干净”、又没有“担当”之流。动真格、形成制度就是要告诫和警示全党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这是天经地义的政治伦理。

　　王岐山曾说，“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一个、警醒一片，没有问责就难有担当。”他特别强调，问责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有怜悯之心，要“较真”和“叫板”，发挥震慑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问责条例还对追责对象做了更加具体的规定，“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主体责任中的主体主要指党委这个主体，监督责任指的是纪委的责任，这意味着问责对象将不仅仅是党员或领导干部，也包括组织。

　　长期以来，党内问责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碎片化，相关问责条款分散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中，既没有形成体系，很多条款也只有原则性规定，而且党内问责的广度、力度和锐度均有待加强。习近平也曾指出，“抓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多、抓管党治党不力问责少，问责规定零散、内容不聚焦。”现实中，针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多由纪委以发文、通知、意见、办法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这次问责条例的出台，是党内问责走向精细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的现实需要。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开列负面清单。而就问责方式而言，《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的问责方式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这5种。但是这些规定仍不全面。近几年，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等问责方式也开始出现在主流官方话语中。

　　晚清名臣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其老师曾国藩则说，为官的第一要义是廉洁。在当下，随着条例法规一个个出台，针对权力的制度牢笼一步步扎紧，做一个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那样的官员方为正途，混日子的太平官不好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