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鸽派"大使吴建民:中国外交需多一点理性平和

　　文|马浩亮

　　6月18日，吴建民大使在武汉不幸车祸辞世的消息“刷屏”，噩耗遽闻，惊恸交并。

　　因为，昨日，6月17日适逢是大公报创刊114年纪念。每逢这一天，报馆同仁小聚之余，各人也难免回顾一下自己入馆以来的笔耕生涯。我很自然想到，自己初入新闻这一行，第一位专访的“高官”，就是吴建民大使。

　　之所以将高官二字打上了引号，是因为从结识吴大使之初，就很难将他与省部级高官这样的身份联系起来。大使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对待后辈也谦和有礼。2004年10月，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彼时我刚刚走出大学校园，被派到人民大会堂采访希拉克总统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会见中外记者的活动。由于安保的关系，记者们很早就安检入场，在现场等候。此时，身边出现了一位瘦削高大的身影。由于此前做过一些功课，我认出了这正是一年前卸任驻法大使的吴建民。当时他已返国，出任外交领域最高学府外交学院的院长。

　　原本只是想简单寒暄几句，但话匣子打开后，吴大使谈兴甚浓，从“中法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到希拉克对青铜器的钟爱，从国际关系形势到中法两国的利益，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与吴建民谈话的最直观感受就是平和、平等，他没有激烈的言辞，也不会居高临下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对于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能与一位65岁的部级高官面对面地倾谈，实在是一种极大的鼓励。第二天，大公报刊出的我的稿件，就以吴建民的原话作为了标题。

　　当时的通讯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没有扫一扫、加微信这样的方式。我提出再找机会专访，吴大使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邮箱。但工作忙忙碌碌，转眼几个月过去，到了2005年，有一天突然翻出了大使的联系方式，抱着试一试的方式发出一封请求专访的电邮，很快得到了肯定答复。经过外交学院院办的安排，在校园里进行了这次专访。我未学过国际政治，对外交其实是“二把刀”，但访谈过程很顺利，大使对每个问题都耐心解答解释，并会反过来问一些有关国内社会形势、民间舆论思潮等问题。我也就结合自己日常采访所接触到的情况，不揣浅陋地知无不言。看得出，他很关注民间思潮，这或许也是他退休之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公共外交领域的重要原因。

　　夫妻同为“御用翻译”

法国总统希拉克会见吴建民、施燕华夫妇  图：齐鲁网

　　“新闻民工”的工作虽然累，但总不乏一些有趣的细节。在初识吴大使的2004年，适逢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作为这样一位为香港回归做出卓越贡献的伟人，香港各界举行了种种纪念活动。大公报也策划了系列专访，在北京采访的其中一位就是邓小平的“御用”英文翻译施燕华大使。后来才知道她与吴大使是夫妻，而吴大使则做过邓小平的法文翻译。施大使后来也多次接受大公报采访，大公报在北京举行的诸如“祖国不会忘记——港澳同胞奉献祖国60年大型图片展”，施大使也曾亲临捧场。吴大使也在以后的交谈中也会不时聊一些日常注重体育锻炼、伉俪二人漫步散心等生活小事。

　　在大公报114周年的漫长历史和浩如烟海的文字之中，曾留下了诸多与大公报结下不解之缘的“夫妻档”，包括钱钟书、杨绛，包括萧乾、文洁若，也包括吴建民、施燕华这对大使伉俪。他们对大公报工作的支持，令报馆同仁甚为感动。

　　首次公开政治局常委病情

担任全国政协发言人期间的吴建民

　　除了外交工作，从2005年到2008年，吴建民还担任了四年全国政协发言人，这与他曾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工作经历有关。

　　每年两会，政协发言人记者会都是首场“新闻大战”，许多敏感、重磅的问题首先都会在这场活动上被抛出来，政协发言人的压力可想而知。如2014年两会，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就周永康案回应了“你懂的”三个字，如今已成经典。

　　在吴建民担任政协发言人期间，也曾面临过许多敏感问题的考验。如2006年两会记者会上，有外国记者问及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的健康问题。在中国，高级领导人的身体状况，一向是绝密和禁忌。没想到，吴建民坦然回答：“前不久，黄菊同志因身体不适入院治疗，目前正在康复中。”

　　在两会这样的重大场合，就高级领导人身体状况作出官方答复，吴建民开了一个先例。他后来透露：记者会前夕，他在梳理可能会提及的问题时，突然想到了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的健康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网络谣传很多，但是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回答的口径必须请示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的口径，是在我新闻发布会前两小时才收到的。”

　　“鸽派”不是汉奸

　　吴建民退休后，通过各种讲座、演说、访谈、撰文，向公众传授外交知识。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吴建民更多地扮演了公共外交大使的角色，通过各种讲座、演说、访谈、撰文，向公众传授外交知识，讲解外交理念。并被奉送了一顶 “最大鸽派”的帽子，甚至有人攻讦其为“汉奸”。

　　所谓“鸽派”、“鹰派”其实都是标签化的做法。吴建民之所以被称为“鸽派”，主要因为其主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主流，反对动辄轻言动武，认为这会将中国拖入军备竞赛、新冷战的泥淖；不认同那种西方铁板一块遏制围堵中国的看法，主张理性分析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安全环境，不要片面简单地划设对立阵营……

　　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在日前出版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中，提到自己的外交风格时曾谈到，自己也是个强硬的人，但强硬不意味着要大嗓门、大声吵架，而是要据理力争，以理服人。

　　其实仔细梳理吴建民的观点，就会发现，他也是如此，观点理性平和，但绝不是无原则的妥协忍让，更谈不上什么“汉奸”。“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剑是正义的仆人”，外交固然需要综合国力和强大国防的护航。但这绝不意味着要天天将“核平东京”、“解放台湾岛”挂在嘴边，以“鹰派”自居，煽动民粹。犹记得抗战之时，当年在五四运动中被目为“亲日派”的曹汝霖没有投降，反而当年带头火烧赵家楼的“爱国者”梅思平，却堕落为大汉奸，甘为日寇鹰犬。

　　中国现在国力大增，外部环境也日趋复杂越来越大，各种新风险、新挑战不断涌现。外交工作需要技巧，有些“革命小将”式的慷慨激昂，看起来很提气，但在国际上往往被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多一点吴建民式的理性平和，不卑不亢，对中国外交不是坏事。

　　（作者为香港大公报主笔、大公网常务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