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英文版封面
《习近平时代》由美国时代出版公司于 2015年8月在美国纽约出版。全书以宏大篇幅,全面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从政经历和他提出的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作出了正面回应。
该书英文版登上美国亚马逊中国历史类第一名、全球政治领袖类第二名、亚洲政治类第三名,销量10多万册,是近年来在美国出版的销量最高的中国版权图书。
自3月28日起《学习时报》继续四期刊出美国出版的《习近平时代》节选,4月7日见报的章节摘录了习近平在延安梁家河近7年的下乡插队的经历。从15岁到22岁,这片黄土高原见证了习近平的成人礼,伴随着他从迷惘、彷徨中脱胎换骨,有了坚定的人生目标。
黄土高原上的知青岁月——《习近平时代》选载
在中国的民间语境中,将亲戚称谓用于国家领导人的例子,非常少见。毛泽东去世后有时会被称为“毛爷爷”。而起自网络评论和草根微博,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后不到一周,就有了“习大大”这个称呼。
“大大”之称来自陕西省,在这个中华民族始祖发祥之地,它用来称呼父亲的兄弟。习近平老家在陕西省中部,他本人又曾在陕西省北部的黄土高原抛洒青春。
这片世界上黄土覆盖面积最大的高原位于中国腹地,深厚的黄土层,在陕北区域可厚达150~180米。这里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生态脆弱,流水侵蚀之下,地表破碎,年均向黄河泻下十多亿吨的泥沙。
从15岁到22岁,沟壑纵横、山梁如刀削斧劈的黄土高原,见证了习近平的成人礼。
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新华社
2015年2月13日,距离农历新年还有5天,习近平带着夫人彭丽媛重回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他特意用当地方言向乡亲们介绍:“这是我的婆姨(即妻子)。”
“近平回来了”——当地乡亲习惯这样称呼他。习近平自己掏钱给全村置办了年货,有饺子粉、大米、食用油,还有春联、年画,还在当年的入党介绍人、老支书家吃了一顿陕北农家饭。
新华社通稿标题是《黄土地的儿子回家了》——22年前,正在福建工作的习近平也曾回到这里,后来他撰文详述青春岁月,题目就是《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诗人食指的诗句,描述的正是1968年末至1969年初北京知识青年启程下乡的情景。15岁的习近平,就在其中一列开往陕北的火车上。
“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泽东号召的“上山下乡运动”,让本应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的近1700万城市青年走向偏远乡村,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因此迁移,几乎所有城市居民家庭都被波及。
1968年至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目的之一是为了结束失控的红卫兵运动,同时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但这些连中学课程都满目空白的“知识青年”,却错失了受教育的机会。
不过,在1969年1月这个隆冬,对于15岁的习近平来说,离开他的出生地北京,却像是一次“胜利大逃亡”。
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后,他跟随母亲住在中央党校,“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家属揪了出来。“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念《毛主席语录》,天天熬夜,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又被拉回去,甚至要被送去少管所,但当时少管所床位满了,要排一个月才能进去。
恰在此时,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习近平马上报名,他选择了父亲当年所在的根据地陕北。“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2004年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专访时,习近平说,在北京火车站,知青专列上下哭声一片,只有他在笑,因为如果留在北京,有命没命都不知道。
15岁的北京少年住进了陕北土窑洞
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再换乘大卡车,最后步行10里山路,习近平到达梁家河,住进了土窑洞。他随身带了满满一箱子书,同来的15名知青中,他的行李最重。
和习近平同时到达延安地区的是26800多名北京知青,他们被分配到12个县的2667个生产队。为了管理北京知青,北京市后来还派出了1200名插队干部。而四五年后,超过98%的北京知青都通过招工、招干、参军、考学离开了这里。
在2009年纪念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时,《延安日报》刊登了一位地方干部的回忆文章,特别提到了北京知青中的一些佼佼者,其中排在前列的就有习近平。文章说,当地老乡对习近平特别关爱,先是推荐他做赤脚医生、记工员、农技员,又推选他出席延安地区第二届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表彰奖励。
但事实上,初到乡村的北京少年习近平心中茫然。
梁家河并没有河,只有一条沟渠,雨季时流淌着泥水。沟渠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土窑洞就依着山坡顺势挖出,200多名乡民世代居住于此。
习近平回忆说,在陌生环境中,周围又是不信任的目光,最初感到十分孤独。
父亲习仲勋曾给他讲团结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但习近平说,上山下乡之初,他因为“没有长期观念”、忽视了团结他人而有挫折和教训。“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延安文安驿镇梁家河村知青旧址外景。新华社
他曾在2004年面对延安电视台的专访中回忆,当时人们对他议论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书包的时候,发现剩下半个面包,已经变质,就随手喂了狗。“老百姓看到了,问那是什么东西,我说那是面包,他们吃都没吃过,见都没见过,那么一传十、十传百,就传的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
他还说,当地的劳动强度令他感到震撼。爬到山上,“跟爬北京的香山鬼见愁差不多”,已经气喘吁吁了,还要干活。
除了吃饭,中间只能休息一次,就是抽一袋烟,“我们抽烟就是这么学会的,老想去偷懒”。
他曾在三个月后回到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在那里,他的姨姨、姨父以自己革命生涯的经验告诫他,要找机会往群众里钻,往老乡那里跑,“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
而当时在城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习近平曾撰文回忆说,他和其他被清理的人一起,被关进派出所,一关就是四五个月,还要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习仲勋的家乡陕西富平县的亲属也记得,大约在1969年冬天,因为在陕北吃玉米糁子吃不饱,腹中饥饿而衣衫单薄的习近平回过富平,亲戚给他做了一套棉衣,他很快又回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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