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忆1997年东北国企改革

　　文|李理

　　这一个隐藏了十几年的情结。刚上初中写作业的时候，拉开抽屉，总有那个当时负责国有企业改制的父亲塞进去的群众来信。一个初中男生，就这样带着好奇，偷偷的屏息凝神一字一句，第一次见识到这个复杂的世界。

　　1997年，香港回归的热闹一下子就过去，我们这个东北中心城市，街头巷尾人们谈论最多的谁家有人下岗了，几百上千带着激烈情绪的人又堵了领导的路，要不就是彻夜辗转反侧，脑子里想的是不是一次性拿走几万块钱然后自谋出路，行话叫买断工龄。

　　春节前我遇到已经从国资委副主任职位上退下来的邵宁，他给我着实上了一堂课。他拿了一张白纸，撕了一半又一半，代表的是一次又一次国企改革。用他的说法，新的国企改革已经是第四阶段，从时间分野，前两次是1984年到1998年的起步阶段，然后是朱镕基主政时期直到2003年。其中，当属朱镕基时代的国企改革最惊心动魄。

　　1997年前后对国企动手术是不得已而为之。排查全部家底，只有少数大的国企盈利，概数大约200亿元人民币上下。还有更多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索性发不出工资，整个社会的情绪动荡不安。

　　回到记忆中，父亲所在的那个企业一时风光无限，在计划经济时，号称建设了半座城市的房子。后来果真有一阵子，响应上级号召不断兼并，铝制品厂、煤矿、水泥厂、木材厂…… 很多与主营业务不相干的企业越并越多。

　　如今才明白，这是那个年代所谓“抓大放小”的障眼法，当时提倡企业职工身份转换，留下大的国企，放掉小的国企，关闭厂矿精神到了下面走了样，往往是效益不好的国企往大的企业一塞，报上去的数字好看了，也就算是完成了阶段性国企改革任务。

　　直到2008年前后，整个国企改革攻坚才算落下帷幕，分流了近1000万职工。后来从父亲司机口中听到了这个故事：是一个夏天，很多不情愿被分流的老工人以保护国有资产为名，强占了偌大的工厂，父亲孤身一人，站在高处，用扬声器宣读刊登在日报上的公告，大意是周一是办手续的最后期限，早来的二话不说即到即办，晚到的，算是你找我办事。后来听说没有人选择再闹下去，改制也顺利完成。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社会现象，譬如400万留守儿童和600万留守妇女，很多都与国企发生着某种联系。还有很多走出去的国企，日子过的好的当属修路架桥搞基建，紧一点的就是那些早年大价钱买石油和矿产的了。

　　某年夏天，当我不小心闯进到藏在沈阳市中心背后破败的老楼，还有拜访天津百货大楼社区腿脚不能使唤的老人时，总会想起抽屉里的信中人：当时每个月300块钱的保障金涨了吗？他们在信中描述的苦难是不是少了一点，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以前我也劝家父写写他所经历的国企改革回忆录，不知道是个中心酸大过快乐还是怎么，得到的总是否定的答案。新上任的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今天一番话，算是给新一轮的改革开了头，我希望，未来我能记录的国企改革故事，最好能多一点欢笑和阳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