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友诗：民族精神与“复礼”运动

　　文|凌友诗

　　中国的振兴必赖民族精神以支持。然而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不能根据一套理论机械性地构建起来的;同样的，它也不能因为一套理论而修改或失去。民族精神，乃民族经历漫长历程所积累形成，属于这一民族完整的价值体系与信仰体系。它为一代代人所信守、所践行。大凡经过实践而流传，就是具体而有血肉的，它不如抽象概念，可以被构筑、搬动、调整，它只能承传，一代代承传下去，践行下去。这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慧命相传。”

　　假如时代变迁，传统中断了，或有其他的价值体系混入，例如中华民族受到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轻易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认为两种民族精神可以很快地来一次融会贯通。因为这种人为的思辨工作，违背了民族精神自身的延续、完整和独特。民族精神的交融，只有在自己的民族精神承传得很健康、实践得很蓬勃的时候，对其他民族精神之合于我之处，自然加以吸纳。我中华民族当今最需要做的工作，决不是建构我们的民族精神，而是忠诚回复我们民族精神的原貌并且加以发扬振兴。所以，应该说民族精神的“恢复”或“复原”，又或是一种“还原式”的建构，而不是“创造式”的建构。

　　“一天人，合内外”的民族精神

　　史学大家钱宾四先生曾经用“一天人，合内外”来概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天人一贯，内外无间。中华民族的先祖，不像笛卡儿“我思故我在”那样孤绝独立地看待自己。古人仰观俯察，发现自己之外有一个“天”，一个有意义、有意志、有秩序的天，故有天道，需要我们依循敬畏。中国人的天，没有位格，不是一个神，更无神人的隔绝，故可由天道而生地道，而生人道，天，与地，与人，感通同一。现代机械化性物理性的宇宙，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天地不能与人感通同一，人道只能剩下权利与法律。

　　中华民族以“个人”为中心，在这纵的天、地、人之间，又有一横的关系，就是为孔子深化发展的人道、人伦。中国人的人格，围绕天地而形成，也围绕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五伦而形成。在每一伦关系中，自己与对方都有一个身份，比如我是子，对方就是父;每一个身份又有一个属于他身份应有的德目：子有子之德，父有父之德。子之德曰“孝”，父之德曰“慈”。夫之德曰“爱”，妇之德曰“顺”，由此而推出兄友弟恭、君义臣忠、朋友有信。所以说，中华民族精神，乃是紧扣着“天、地、君、亲、师”这伦理关系而生出的“敬、畏、孝、慈、爱、顺、友、恭、忠、义、诚、信”。中国人的个人主义，是道德的个人主义，与西方权利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

　　礼的意涵与复礼

　　礼的定义有三：第一是礼貌与行仪，指待人处事的谦和态度，所谓彬彬有礼;也指日常合宜合度的行为，比如排队、辞让。第二是道德规范或行为份际的统称，所谓“克己复礼”。第三则指礼制与仪典，是一种仪式，而且常常与“乐”放在一起，因为进行礼仪时通常都是有乐相伴的。例如天子行八佾之礼乐，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

　　第二个意义的礼(规范与份际)，以及第三个意义的礼(礼仪)与我民族精神的复兴有至为重要的关系。在天地倒悬、物欲充斥、人伦散脱、价值解体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以谈论民族精神的方式来复兴民族精神。复兴民族精神必须建立一个途径，就是依附?具体的事物去践行，让大家慢慢培养出行为习惯，再从这行为习惯中领悟出精神来。《礼记.曲礼》中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因此这个途径，这个具体的事物，就是“礼”。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复礼的原因。复礼的目的在于复兴民族精神，最终在于振兴中华民族。

　　近年提倡“复礼”、“行礼”最力的清华大学彭林教授，首先教导学生用学到的传统书信知识给父母、老师、同学写一封格式规范、文字典雅的信。于是学生渐渐体会到：自己与父母老师是有上下等差关系的;与同学没有上下等差，但是有距离;与兄弟夫妇则又更近一点。学生开始了解人伦与之伴随各项人伦的道德义务。他们的言行举止就发生了变化。彭林教授也呼吁恢复传统的礼仪，他对出生礼、成年礼、婚礼、丧礼、见面礼等，均认真考证，复其原貌。孔子当年的礼教、乐教，教授的多为礼仪。我认为，要复兴民族精神，恢复礼仪比恢复行为规范来得更迫切，也更为收效。

　　复礼与国家兴亡

　　过去数十年，我们把“礼”当成是士大夫上流社会的东西，与人民大众并不相契，对礼忽视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段时期为了表示平等，军队没有官兵上下，社会上没有职称，儿女可以批评父母，学生可以斗争老师。然而平等再好，失去了礼的秩序的道德理想主义，终将难以持续。我们这才体会到孔子注重礼教的用心良苦。

　　因为，礼仪不但具体，而且有完整的过程。它的内涵比行为规范丰富得多，而且在舞、乐配合之下，可以引起行礼之人感情的激荡，礼仪所传递的讯息因而得以内化人格之中。

　　其次，每一个礼仪的进行都是庄严肃穆的，行礼之人必须收束自大浮荡之心，学习在进行礼仪那一刻用庄严肃穆的态度去对待仪节。庄严肃穆，就是“诚”“敬”。我们的民族精神，核心是“诚”“敬”，现代人最缺“诚”“敬”，因此要靠礼仪来重新赋予一个人“诚”“敬”的体验，然后才能恢复民族精神。

　　再者，中国传统礼仪，不论出生礼、成年礼、婚礼、丧礼、见面礼，都离不开一个身份，行礼的主角是以一个身份去进行这项礼仪的。例如成年礼，这主角年满十八岁成为成年人;婚礼，这主角要当丈夫、要做妻子了。因此，一个礼仪，确立了一个人的身份、资格，伴随这身份、资格应有的德性与道德义务也因之确立。

　　此外，中国传统礼仪的内涵，是“天、地”和“君、亲、师”十字打开的，无论何种礼仪，“天、地、君、亲、师”都不会缺位。这是因为古人在设计礼仪时，他的世界观就是有天、有地、有人的，行礼的主角不孤绝存在，故而礼仪中必有拜天地、祭祖先、孝父母、尊君上、敬恩师、感众生等等环节。今人参与行礼，他的生命在这礼仪中变得宽阔，接续天地、追溯先人、连系人伦、开启未来……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格世界在他面前展开。一个人格世界闭狭的人，很难想像他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属于中华民族的广阔胸襟。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中国之强，首先最当规划的是恢复国之大礼。《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指古代的国家大事是祀礼和军礼。祀礼指祭天、祭祖、祭社稷;军礼指军队在出征前和回朝后所进行的祭祀。古代的国礼就是祭祀，由君主做主祭。一国之君，把百姓关切最深、幸福所系的集体大事求祷于天。刚开始，或许还有求福辞祸的味道，其后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了、文化圆融了，求福辞祸的意味就越少，上升为一理性之行为，而报本反始、崇德报功的意涵便越来越深。中国古代的君主对于家国和文化是很有责任感的，他知道，举国要懂得报本反始、崇德报功，国家才能有国格，人民才能有教化。此正曾子所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中国恢复国礼当由祭天、祭祖而始。祭天是尊天道，祭祖是述历史。又由于文化主体性恢复之必要，当前国礼还要加上祭孔。祭孔乃是承慧命。未来中国之民族精神，必由尊天道、述历史、承慧命鼎立而成，其他现当代的东西，都只是旁枝。

　　尊天道、述历史、承慧命，精忠报国。如斯，则中国如何而能不强!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