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史识——《流民图》辩论之我思

　　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泸州画家蒋兆和居于北平，见侵华日军占领中国国土，使得大批当地农民沦为失所流民，饱受饥寒、疾病的摧残。蒋兆和于是走往多地，观察流民，绘制素材，于1942年开始绘画《流民图》，历时一年，终于北平完成，全图高200厘米，宽2700厘米。

　　文/杨益

　　近日，关于《流民图》上演了一场辩论。刘曦林先生、陈丹青先生认为《流民图》是一贯如一的爱国主义作品，而林木先生抛弃2000年所持同样观点，一反常态，胪列种种“史实”指摘蒋兆和先生“通伪通日”，《流民图》为反对抗日而作，并以此为据批蒋批刘批陈。

　　本人初看林木先生抛出的史实，也觉是惊天大案，但静心思之，则不敢苟同：按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案例》，设若蒋先生真有如此“斑斑劣迹”，那就不只是林木先生所指斥的“严重失节”，就是按汉奸论处，也断无不可。抗战胜利后，清算汉奸，是国民政府一项重大严肃且关系到民族大义的工作。对一个人正邪忠奸的重大论定，皆须依据事实依法定谳，以对历史负责。当时执事者，因关生杀予夺，临事而栗，不可谓不戒慎，但岂容吞舟之漏？何以蒋先生在河山光复之后、在洗血民族耻辱之时，可以不被追究呢？还有那么多民众雪亮的眼睛，在民族大恨，血海深仇面前，蒋先生到底靠什么隐身障眼法逃脱的呢？此为第一奇怪。

　　第二个奇怪：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可以根据许多史料读懂那时情形。有人单纯为了当年那政治理想，但也有人因为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大肆迫害他人，且观《芙蓉镇》里的王秋赦，便可管窥见豹。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竟也是那时的常态。听说蒋先生彼时也被查了旧账，翻了“老黑历”，被批判为“汉奸”，《流民图》被批判为“反共卖国的大毒草”。文革后，文化部党组认真核审决定，批准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平反结论，说他“历史问题清楚”，《流民图》是“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作品。”国民党放过了他？！共产党放过了他？！人民群众放过了他？！我在详参蒋先生之时，突然觉得林木先生首先要声讨的，不该是刘曦林先生或陈丹青先生，而是严重失职的国民政府，是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当权者，是与蒋先生有过亲身沾溉却无视他“反共卖国”的他同时代许许多多的“民族败类”！

　　当然，林木先生也可算是史家中有才学者，懂得以“故实”为据，毕竟在蒋先生有关材料按中央规定处理后还能爬梳出那些“史实”，可谓“狂搜海亦枯”。可是，史家除了“有史实”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史识”，“有史识”方能“明史实”。史学鼻祖司马迁，当年就是在李陵已经投降了匈奴的“史实”下，决断雄识地为以五千步兵败于八万匈奴的李陵辩护而遭受到“宫刑”。读到苏李诀别，李陵对苏武说：“假如汉庭不杀我的老母，使我能实现在奇耻大辱下积蓄已久的志愿，这就同曹沫在柯邑订盟差不多……老母已死，虽想报恩何处归？”这是文学合理的想象，但昔人莫不以为，李陵忍辱，“将以有为也”。司马迁有史家之英识明断。

　　每念及此，我的心中真是千回百转，既为李陵惋惜，也为汉武帝惋惜，更为司马迁的“雄识”而浩叹。没有“史识”，满箧断乱朝报，又有何用？远如李陵事件，近如潘汉年事件，都是如此。潘汉年曾被裹挟秘密见过汪精卫 的“史实”，抹杀不了他在长期艰困的情况下为谍报工作所做的巨大贡献！抹杀不了的原因就在于，片段即便看上去是“史实”，但人与事总有其基本面和一贯性，有其主流和大节。子贡质疑颜回偷吃米饭，于是孔子试探颜回说自己梦见颜回先吃了米饭，颜回说有一坨灰掉在了米饭上，带着灰不能敬祖，扔掉又可惜，于是自己就将那一坨带灰的米饭吃掉了。“颜回出，孔子顾谓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

　　蒋兆和自有其基本面！从这个角度再看“画家以作品说话”，真乃天理。日本利用绘画宣传其大东亚共荣，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开始。《绝版甲午》一书中，许多表现大东亚共荣的画，绝没有一丝《流民图》里悲悯的深情和深广的忧愤。所以，真想不出，日本人会以这样无尽悲愤无言控诉的画面来替自己涂金？是何逻辑？所以，日本宪兵队嗅出了《流民图》的“反战”气息，把它封杀于初生，没收于展后。再扯到拿了汉奸殷同或是谁的赞助，我也觉没什么好说，有一首歌唱道：“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因敌而制敌，在悲苦无告之际，那才是长策！一个时代的艺术家，不能与当权者划等号，更何况蒋先生巧妙着意地敷衍那殷同，以致殷同连草图和正稿都没看过，这事实怎么就不是“史实”呢？不看作品，无视创作过程的独立性，无视艺术创作“从于心”的规律，无视蒋先生画面语言的自始至终……对此，我瞠目无语。蒋兆和先生的艺术成就和个人操守的基本面和一贯性，国民政府，新中国，各界民众，都已经给他做了盖棺定论。可以预言，蒋先生虽历千祀而辉光不减。我不明白的倒是，为什么日本学者服部之总将《流民图》收入其《近代百年史画报》中见证历史，并尊蒋兆和先生为“人民画家”，而一个中国学者却欲背道而驰。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历史上多次蒙受外敌入侵。普通百姓，在颠沛流离，饱受灾难中，常常哀号喑喑，无力回天，但他们多么渴盼国家的光复！南宋爱国诗人范成大《州桥》诗言：“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对沦陷区的人民满怀深情，这诗里描绘的画面，如同是另一幅南宋的《流民图》。范成大并没有苛责他们：“你们在这里哀号有啥用？拿起刀枪上战场去杀敌呀！”《四世同堂》里的白巡长，老舍先生对其的塑造，文笔又是多么悲悯暗赏。如果南宋的父老们盼光复的“哀泪”，白巡长对日伪的“阳奉阴违”，……都是他们所仅有的武器的话，那么，蒋兆和先生的武器就是他始终如一的画面，他那种民胞物与的情怀，代表了历代正人君子的追求。蒋先生大节不亏。

　　一个民族，精神里一定要尊奉最起码的底线和基本面，不可以动不动就来个颠覆性的惊天大案，“锻炼成狱”。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开始流行两个事情：一个是誓欲为真正的汉奸翻案，大呼汪精卫、胡兰成、周作人等的文字多好，不可因为他们是汉奸，就抹杀他们……诸如此类；另一个就是揪住众望所归的大家不放，大抹其黑，于是，鲁迅先生、徐悲鸿先生、蒋兆和先生，都躺着中枪……不知今后，还会有谁，拭目以待。但这种雌黄，已超出正常学术论争的范畴，其情可怖。在当下中国，还是有文革遗风、日本下级武士“下尅上”的余绪，悄借各种名号，撼大树，逞口舌，要非大道，可以休矣。

　　（杨益，美术史专家，昆仑艺术研究会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