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辉”恢复“瑷珲”：地名变更背后的政经逻辑

爱辉人民公社遗址，上面的“爱辉”两字也成为这段改名历史的见证

　　大公网政经观察员 肖松鹤

　　中国是富有历史文化敏感性的国家。一地地名联系着该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也与人们的个人记忆与日常经验息息相关。

　　5月18日这天，《黑龙江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题为《区划调整为龙江经济社会腾飞添翼》文章。里面说到，黑河市爱辉区爱辉镇政区的名称已被批准恢复为“瑷珲”。这个不起眼的更名又勾起的许多人的记忆。

　　这个记忆当然是不愉快的。学习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858年5月，沙俄政府与清政府在这里签订了《瑷珲条约》，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国土被俄国侵占。

　　至今，在网络上，俄国在19世纪中后期侵占中国东北和西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历史仍让许多人耿耿于怀。但《环球时报》20日一篇评论认为，盯着瑷珲改一个名字就兴奋或者沮丧的人，“你们想太多了”。评论说，中国不会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但把旧账都算一遍再谈感情，那是一种唐吉可德式的迂腐想法。历史终归是历史，今天俄罗斯对于中国崛起的价值，才是务实的中国人更看重的。

　　其实，《黑龙江日报》正文里也说，地名恢复瑷珲，承载着历史、蕴含着文化，可以让世人永铭惨痛的历史。但正文更多内容在强调，恢复旧称能发挥古城文化，让旅游资源转为生产力，最终将“瑷珲”打造成对俄开放的窗口城镇，助推“一路一带”发展战略，推动‘瑷珲’乃至黑河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历史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是现在地方政府做事的基本逻辑之一。落实到地名的变更，也大致符合这一思路。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地名变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考量上还是有所不同。

　　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首个重大地名变更即是北平改北京。在之前漫长的历史中，北平和北京交替出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北京改成北平。因此，在我们熟悉的民国时期，北平长期出现在各类文字里。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占领北平。9月底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会通过决议，北平重新更名为北京。这一更名从名分上昭示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来临，有建立政治合法性的明确考量。

　　边疆地区的地名更替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点之一。1954年2月，新疆省首府迪化恢复原名乌鲁木齐。清朝乾隆年间在平定准噶尔叛乱占领新疆后开始大规模开发乌市，并随后更名为迪化，意为“启迪教化”，希望用这个名字来维护清廷在新疆的统治，但有歧视新疆少数民族的色彩。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恢复旧称，既是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也是实现各民族政治平等，实现边疆地区稳定发展的长远之计。同年4月，原绥远省首府归绥市更名呼和浩特，蒙语意为“青色的城”，而原称归绥也有归顺朝廷、安抚边疆之意。这一更名，与乌鲁木齐有着一致的逻辑。

　　与此同时在19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政府也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地名命名和更改的规定、指示，主要是为了清理以敌伪人员名字命名的、带有歧视、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以及用字生僻、难认难写的地名。前文的瑷珲县，即是在1956年12月更名为爱辉县。到1964年，全国共有八个省和自治区的35个地区和县因地名用字“生僻难认”而被改名。

　　但到了文革时期，因为各个领域都在政治挂帅，所以这一时期的地名变更显得混乱无序，一夜之间，红旗区、红卫区、红工区、卫东区遍地开花。地名更改不仅是改个名字而已，市政、邮政、房管、工厂、学校等所有涉及地名的机构和单位全部要改。这样大范围、无序的更名，给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纷扰。随着运动接近尾声，大部分地名又都恢复了原貌。

　　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地名管理条例》(1986年1月23日颁布)的出台，地名命名、更名逐渐走向正规。但经济考量在之后越来越成为主要逻辑，压倒政治逻辑之后，还继续压倒历史文化因素，虽然很多更名仍打着弘扬宣传历史文化的旗号。

　　这其中当然有比较成功的案例。2010年11月2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12月9日，襄樊市宣布正式更名为襄阳市。虽然也有少部分人反对，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支持。1980年代大规模撤地改市浪潮中，撤销襄阳地区并入地级襄樊市，“襄樊”前后存在了27年，但襄阳却已有2000多年。因此，为了继承历史文化，在官方与民众达成高度共识的情形下，襄阳得以复名。当然，方便招商引资也是重要考虑，当地领导曾说襄樊往往被听成“湘潭”，落下尴尬，而一说襄阳，招商引资就容易产生历史认同感，很容易谈。而湖南大庸改张家界，贵州的仁怀改茅台，云南的思茅改普洱，四川灌县改都江堰，云南中甸改香格里拉等，虽然也是考虑提升知名度以获得经济利益，但因为更名后同样有着历史文化内涵，所以公众也普遍接受。

　　不过，也有大量比较失败的案例。比如徽州更名黄山，这同样发生在1980年代的撤地改市浪潮中。虽然黄山市的名称带来了无数的登山游客，使旅游业暴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里是徽州文化的发祥地。地名更改只突出黄山一处名胜，却失去了对徽州文化的宣传，可谓得不偿失。

　　又比如1994年10月，湖北省荆州地区、沙市和江陵县被撤销，设立荆沙市。沿用两千年的荆州之名一朝被废，引发众多争议。两年后，国家又恢复了“荆州”之名。这样的来回折腾，历史文化资源有时非但无法保留，还徒增更名成本。要知道，襄阳为得到正名，更换各种证牌纸章图花了至少一亿元。

　　而进入21世纪，各地的地名更改风波更是一浪接一浪，当然更多还停留在口水战中。比如福建南平想改武夷山，把现在的武夷山市称呼扩大到整个地级范围，提升武夷岩茶的品牌效应;河南新郑想改名轩辕，以此巩固“黄帝故里”的地位;石家庄欲改名正定市或西柏坡市，既想借重红色旅游，又想摆脱“全国最大村庄”的说法，还有想改名冀都的;而为争名人故里，湖南耒阳市想改名蔡伦市;因为电影《阿凡达》，2010年初张家界的南天一柱改名为“哈利路亚山”，而且还正式通过了……

　　而江苏省宿迁市骆马湖在2010年5月改成了“马上湖”，据称是因为当地旅游部门认为骆马湖谐音“落马湖”，会引起来访官员不快。这恐怕是非常“中国特色”的更名理由了。

　　此次，“爱辉”改名“瑷珲”，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助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不只是经济利益，历史与文化的因素同样至关重要。前不久吐鲁番撤地改市，市辖区恢复“高昌”古名，也有着发挥丝路经济带上重要驿站作用的考量。所以，且看以后的地名变更能否更好综合各方面，而不只是一头扎进钱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