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栋：中共省委书记的“共和派”

大公网评论员 陈国栋 罗婷

此共和，非政治倾向之共和，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也。值此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选取省(市/区)委书记这一中共政治中坚群体，梳理其政治历程，盘点其政治标记。我们寄望，透过这些党国中坚，提供一个观察中共政治变迁程的新切点。

省委书记的代际更替：从红小鬼到大学生

讫至今日，中共这一政治组织已成立将近百年，所建立的共和国也已历经65载，走过了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按照官方的最新表述--当下正在进入的实现民族复兴四个阶段。

沿着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这样的历史节点，作为中共执政中坚的省委书记群体，自1949年以来也呈现出明显的代际交替标签。

本选题选择北京、辽宁和贵州三个省市作为分析样本，梳理省委书记群体的代际更替规律。北京作为政权首都，选贤任能标准具有风向标意义。而辽宁在1948年11月解放，是最早解放的地区之一。贵州的全面解放则在中共正式建政之后的1949年11月，是最晚解放的地区之一。从1949年至今，北京共有12位市委书记，辽宁有13位省委书记，贵州有17位省委书记。上述共计42位省委书记的样本分析，可总结自中共建政以来省委书记群体的三大类型：

1、革命运动型：从建政之初到90年代初，省（市）委书记的主体是老革命家。这些革命家在新政权成立之前积极参与了由中共发动的历次革命运动，从而成为中共执政的骨干力量并进入到各级领导岗位。在此次统计的42位省（市）委书记中，有28位属于“革命运动型”，占比68.3%。例如第一任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即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一类省委书记，甚至还有参加中共早期红军长征的老革命，比如曾于1964年出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当年的红军大队伍中被亲切的称呼为“红小鬼”。

2、科学技术型：比前述在中共革命时期即参加革命工作的老革命稍晚10年左右的新一代省委书记，则是在中共建政之初开始走上工作岗位。此时，与整个政权建设密切相关，对科技工程类人才要求较多。在这一时期步入岗位、逐级提升，最后晋升至省委书记岗位。在此次统计的42位省（市）委书记中，有4位属于“科学技术型”，占比9.5%。这一类的典型代表有刘淇、闻世震等。

3、上山下乡型：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直接改变了数千万年轻人的人生走向，上山下乡成为时代关键词。而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主导的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则承续历史，形成了耐人寻味的“77、78级现象”。他们经历过上山下乡，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走进大学殿堂的时代精英。毕业时恰逢国家人才短缺，他们被国家各大机关、研究院校和大企业所吸收，加之改革开放提供的广阔舞台，他们具备了更好的契机。在此次统计的42位省（市）委书记中，有10位属于“上山下乡型”，占比23.8%。现任贵州书记赵克志、辽宁书记王珉等属于此类。

4、八零大学生型：在北京、辽宁和贵州三个样本中，还有一类省（市）委书记的案例并未出现。这一类书记，出生在1960年之后，他们的青春成长期恰好是思想空前解放的1980年代。无论是成长环境，还是仕途晋升，都可谓一帆风顺。与前几代政治家比起来，他们呈现出年轻化、高知化的趋势。典型的代表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和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对上述四类再做时间轴上的进一步细化梳理，我们发现：革命运动型省委书记，基本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退出执政一线，代之而起的是科学技术型；正如中共建政后正常的建设事业刚过10余年即被文革打断，科学技术型省委书记所占据的历史时段并不长，很快即被文革期间上山下乡一代所代替。2000年以来，文革一代在当前省委书记群体中占据绝对的比重。文革一代之后，即为所谓的“八零大学生型”，目前仅有孙政才、胡春华两个案例，均同时于2009年晋升省委书记。案例虽少，但由于其在中共干部群体中拥有明显的年龄优势，被本港媒体冠之以“领头羊”的政治标签。

1949-1990-2000-2009，这样一粗线条的时间线，表明中共省委书记群体的代际更替呈不断加速的趋势，新世代群体正以加速度进入中共省级执政团队。在可预见的未来，当互联网一代进入中国省级政治权力核心圈，这将成为观察省级政治生态变迁的重要指数。

大数据：现任省委书记的时代感

在前述以北京、辽宁和贵州为样本进行历史纵向梳理的基础上，本文第二部分则以现任31个省市区的党委书记为样本，进行横向分析，以期提供一个中共省级执政中坚群体的更全貌图景。

1.年龄：1953-1957年，成为晋升关键出生年龄段

现任31位省（市/区）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为61岁。按出生年代来划分，仅有一位“40后”，身兼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50后”是如今省委书记群体的中坚力量，有28位之多，占比90%。“60后”有2位著名的政坛新星，为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两人均为1963年生，今年51岁。

按照正常的政治周期，中共十九大料将于2017年召开。彼时，出生于1952年、1953年的官员，站在了65周岁的门槛上，其仕途上升空间有限。而出生于1954、55、56、57年的官员，则处于可进可退的关键年龄段。目前处于这一年龄区间的省委书记为：韩正（1954）、骆惠宁（1954）、李建华（1954）、尤权（1954）、巴音朝鲁（1955）、陈全国（1955）、李鸿忠（1956）、王东明（1956）、彭清华（1957）。对于这些处于“可进可退”的书记来讲，在中共十九大之前的政治周期中，如何在政绩、民意等方面，有更加脱颖而出的表现，将成为决定在中共十九大前后其晋（升）或退（二线）的关键筹码。

2.跨省任职经历：副职跨省or正职跨省，大不同

大公网统计，有13位省（市/区）委书记曾跨两省任职，有11位省（市/区）委书记曾跨三省任职，有5位省（市/区）委书记曾跨四省任职。另外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从1975年参加工作起，从未离开上海。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在晋升省委书记之前，辗转贵州、福建、四川、安徽四省任省委副书记。

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化极为明显的政治体，多省份任职经历成为政坛加分项。不过，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副省级职位上跨省任职与在正省级职位上跨省任职，其政治意味明显不同。在副省级职位上跨省过多，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其仕途的时间损耗--在省级政治权力中，只有正职（书记/省长）才能得到全面的历练；如果在正省级职位上得到多个省份的历练，则是进入政治局、甚至常委会的关键筹码。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张德江最常为研究者引用：吉林、浙江两省省委书记，广东、重庆两省份则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省（市）委书记。

3、成长模式：“固定标签”向“动态标签”转移

对现任31位省（市/区）委书记的梳理发现，共青团与基层，构成两大成长模式。

目前，共有7位省委书记曾有共青团系统的任职经历，占比22.6%。他们中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团口”出身的官员，对党内决策过程更为熟悉，与党内高层领导关系更为密切，这是他们的优点。

另外，这31位书记中有10位是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典型案例是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从1970年到安徽省马鞍山市郊区慈湖公社做知青开始，他从炼钢厂的团委干事一路做到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耗时32年。此外，当下舆情关注度最高的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其仕途早期曾担任过乡党委副书记这样的基层职务。

团系统、基层，这样的标签，类似于官员的“自然属性”，相对固定化。这类相对固定标签，往往有着明显的时代背景，或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密切相关。不过，随着中共政治进程的推进，尤其是执政党面临日趋复杂的执政任务，适应能力、创新能力成为更重要的成长指标。中共的执政路径，正不断跳脱传统的施政模式，因而对官员来讲，如何练就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更为重要。如果套用当下职场的流行话语，拥有良好职业素养的职业经理人，更受欢迎。此即政治的职业化，这一趋势在省级政治家群体将会日趋鲜明。

省级竞争，观察中共政治变迁的新切点

在现代政治运作中，每一个政治体均按照集权与分权、合作与竞争两条逻辑展开，集与分、竞与合的逻辑，决定了政治体的运作模式。在中共的政治模式中，中央层级更多体现的是集权、合作，地方（尤其是省一级）则彰显分权、竞争。省级与中央的分权博弈、省级不同政治单元之间的政经竞争，构成了当下观察中共政治变迁的新切点。而这其中，作为省级政治核心的省委书记，则是观察的主体。

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8月曾刊文《政治报告：中共竞争性渐趋回归》指，中共经过建党、建政数十载的磨练，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崛起等，中共竞争性渐趋回归。彼时这一“竞争性”概念，描述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具有竞争性。

基于上述对中共省委书记纵向和横向的梳理，本文进一步提出的观点是，在中共内部，竞争性的回归也成为必然的政治逻辑，而省级政治竞争则是中共党内竞争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