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习近平和他的“六驾马车”

　　“六驾马车”护航革新

　　因为不同于西方的总统个人负责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制的结构性因素，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在西方人眼中总被视为是中共的高度集权。但基于历史、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中共形成的集体管理结构秉承着“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它是一种“民主集中制的中国表达”，从这个格局上讲，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共是最不集权的。当然，它的“坏处”是容易在当政的几个政治局常委之间形成“分而治之”的局面，即前文所提的“各把一口，互不交集”。正在试图打破这种局面的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以习近平为核心，其他六常委各有分工、和而不同的政治组合架构已经确定，其形成了“众星托月”式的政治组合关系，如果用浪漫的手法可以形容为“习近平和他的‘圆桌六骑士’”，不过对于中共严肃的语言风格而言，或许用“习近平和他的‘六驾马车’”来比喻更恰当。

　　2013年末，在第五代领导班子上台一年之际，曾有不少媒体称，无论是反腐还是改革，“习李一年”超过“胡温十年”。然而，曾习惯于称第四代领导集体为“胡温体制”的人们，到了2014年开始发现，这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不会重复上一届的领导体制，中国的强势领袖正在破壳，强人政治再次出现。

　　习近平身兼多个领导小组组长，首次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高调公布于媒体，并且在今年5月中公开提及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李克强在国家权力架构中也扮演了更为吃重的角色。除了军改组，他在四个改革领导小组中的三个(深改组、国安委、网安小组)中，都紧随习近平之后出任第一副手。虽然李克强没有在军改组中担任职务，但他同时还是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协调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大国防动员工作。这些均有力地证明了李克强在中共权力体系中“二号人物”角色的定位。知情者表示，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一直“关系融洽，配合默契”。

　　不同于外界所传的“总书记负责政治、总理主管经济”的分工方式，在这一届的领导集体中，李克强更像习近平的改革盟友和操刀者。作为总理，李克强所主导的不单单是经济，更兼顾各项改革的战术操作，而社会与经济的治理则是他最大的课题。2013年“两会”期间，刚刚就任的李克强面对媒体时称，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李的这番讲话，与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称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的讲话形成最好的呼应。

　　近期喧嚣尘上的香港普选决议，让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简称人大)以及作为人大委员长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张德江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中国政情观察人士认为，人大借香港普选开启了“有所作为”的年代，张德江正在努力为香港的选举制度作顶层设计;而四中全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将砍除“部门立法”、人大审议的旧习，让更多的立法活动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或者是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指定的相关机构去研究论证起草。但在要走法制化国家道路的今天，中国人大固有的运行模式和自身的改革是张德江面临的最大难题，包括引入立法思想的现代化。人大的改革路途漫长，但也是中共后期最有看点的改革之一。

　　另一个多年来被指摘为“政治花瓶”的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在俞正声的带领下日趋活跃。俞正声上任半年，就重启时隔48年的双周协商座谈会(指以中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推派的代表及全国政协常委为主体的时事政治座谈会，每两周举办一次，1966年因“文革”而中断)。俞正声除分管统战和政协工作之外，还主理中央对台、涉藏、涉疆等事务，成为近年来管辖范围最广的全国政协主席。2013年俞正声三赴西藏，其频度为近年罕见，官方由以往的“援藏”转为“依法治藏建藏”的提法，也引发外界关注。不久前有消息称，中共与达赖喇嘛的谈判也取到了突破性进展，同时，中共与台湾政坛的接触在频率和实质上也有所推进。9月12日，俞正声发表讲话，力促被延宕近一年两岸服贸协议尽快过关。解决西藏和台湾这两个特殊地区的问题是整个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核心，如果处理得当，有望成为这一代领导集体最耀眼的历史功绩。

　　对于中共而言，不管改革如何进行，维护中共统治的稳定和合法性是执政党的根本目的，而加强党建显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中央党校2014年秋季开学典礼上，刘云山频谈“慎独”，并用《道德经》中“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来警示中共官员要有意志力，“做官先做人，做人必修身”。“群众路线”刚出台时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中共传统的形象工程，然而，两年来它居然蜕变成挽回民心的有效路径。刘云山不仅是“深改组”小组副组长之一，还担任网安小组的副组长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与习近平合作最为密切的伙伴之一。经过几年的铺垫后，相信后期的中共党建工作会显著加速，刘云山如何把握好这个方向盘值得瞩目。

　　腐败不仅腐蚀着中共的党员队伍，也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最大的绊脚石。因过往多次临危受命的经历，十八大中共安排王岐山执掌中纪委，力求在反腐上有所突破。结果王岐山也是不辱使命，中纪委两年间就打落50多个省部级官员，单是周永康这只“硕虎”的落网，就足以在中共反腐史上刻下浓重的一笔。王岐山廉洁自律，为了能在避免官场饭局的同时又不得罪朋友，经常在家亲自下厨招待亲朋。身边的朋友称，王岐山略带“恃才傲物”的性格和“不按套路出牌”的工作方式，他不仅在上任半个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打断专家的客套话，在今年“两会”期间，还直接批评党政大员讲话只会念文稿。这样一个性格桀骜、能力超强的中共官员，却对习近平“心服口服”，与之形成最为默契的反贪二人组。有消息透露，王岐山之所以能够如此大刀阔斧反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习近平的信任和托付。

　　作为第一副总理的张高丽，则更多扮演着七常委中“执行官”的角色，他本人也进入了改革小组核心圈。张高丽不仅多次在国内场合诸如《财富》全球论坛、神舟十号飞船落地、全球气候峰会等场合代表习近平出席发言，还担任了被称为习近平“一号工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在舆论和观察人士的认识中，张高丽一直是低调的政治人物，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个人讲话、表达政治观点，这与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常委形成鲜明的反差。张高丽不仅担任“深改组”副组长，还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等职，他甚至是习近平三中改革文件的起草者，并被中国政情观察人士定义为主抓具体事项的最高技术阁僚。

　　三中全会已经制定出改革的蓝图，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大戏台业已拉开帷幕。在“民族与国家复兴”改革牵引下，作为领导核心的习近平统领内政外交之全局。其他六位骑士驾驭着马车，负载着社会、经济、法治、民主、党建、反腐以及改革执行等不同的分工领域，与习近平形成各自犄角，努力配合习式的复兴路线，以期形成一股最大的合力，推动着中国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