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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落马高官“特殊爱好”:周永康喜欢相面

“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当代部分落马高官时兴的“错爱”。90年代周永康在北京时,曾请一老和尚看相,老和尚称其面相是好的,但做干部之后,到目前都是副职,是祖坟有问题。周永康为此数次打电话,叮嘱弟弟修坟。此外,周永康极其倚重“大师”曹林,并引为臂膀,将将要提拔或重用的人,托请曹林相面,以确保此人可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周永康请一个老和尚看相,老和尚称其面相是好的,但做干部之后都是副职,是祖坟有问题。于是周永康数次打电话,叮嘱两个弟弟修坟。

  新华网今天的一篇刊文角度独特,将近日落马的武长顺与王立军进行了对比,两名公安局长让人‘大开眼界’的是:在任期间,原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发明及领衔发明了35项专利,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则获得专利总共254个,平均每1.7天申请一个专利,甚至包括吃火锅的特殊用具。

  文章表示,“官员当然可以搞发明创造,但不能凭借权力,借专利为自己牟私利”。

  有学者则更尖锐的称之为“专利腐败”,其流程为:官员以个人或分管领域团队的名义“搞出”技术发明,并申请专利,通过掌握的行政资源疏通关系,快速获批,随后将名下专利以许可使用或转让方式授权给从事本领域相关业务的公司。

  其实,官员们的爱好成为腐败温床,也很容易理解,在中国的体制之下,握有权力之人,往往会成为各路人士竞相追逐的对象,生死爱欲、鬼神苍生这些问题,在他们那里,会因为权力带来的不安定感而变得更加突出,人性的脆弱之处,就是各路人士寻求权力突破之手段。

  所以,约束官员的特殊爱好,并不是干涉官员的私生活,而是中国官员所应该具有的起码的政治道德。因为在中国的官场文化之下,上行下效的问题非常突出,当然有一些正常的爱好,大家效仿还是很好的;但是那些破费巨大、隐含利益交换的“特殊爱好”,还是没有的好。唯有如此,在一个制度约束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让官员“独善其身”。

  科研

  “好”学术乃官员为自己镀金之一大法宝。

  2012年9月落马的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的公开简历显示,他曾获得专利多达254个,其中有211个是2011年一年之内申请的。“王局长”以平均每1.7天申请一个专利的“超高效率”,书写了“科研达人”的“疯狂成就史”。

  王的发明还颇为“俏皮”,除了本专业领域的发明,既出现了“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等高精尖的科技产品,也有吃火锅的特殊用具等内容。据媒体报道,这些专利也是获利寻租的渠道之一。

  作为一个连大学都没读过的人,王立军却坦然地兼任大约二十个大学的客座教授,王立军在大学演讲时,热衷于旁征博引,常以大哲学家“苏亚白” 起言,而历史上实在查无此人,据推测,“苏亚白”最可能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合称。“立军教授”还宣称自己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拥有法庭科学专家、法医专家、刑侦专家等多个头衔。

  而与王立军同行的天津市原公安局长武长顺也“不甘下风”,担任了18个大学、研究机构的教授、研究员。工作之余,武长顺还忙于在各种学术期刊上露脸。 2005年前后,武长顺在《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工程机械学报》等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随着调查深入,武长顺的一些“特殊爱好”浮上水面。媒体报道他拥有35项专利,一个公安局长有35项专利,实在令人惊叹。除了一件胖男孩怀抱金鱼造型的摆饰品外,武长顺其余34项发明,都与警务工作相关。

  不过,武、王二人可不痴迷科研,而是想方设法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武长顺很多专利的专利权归属天津华海、天津金盾等间接具有“公安血统”的企业,而这几家公司也是天津市公安局、下属分局、交管局及其下属支队等单位项目招标时的中标大户。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布的上述企业中标记录中,有很多项都是单一来源采购。

  而王立军的专利同样被大量用于重庆公安系统。据了解,当地媒体曾大量宣传他为女警官设计的鲜红色风雨衣。他的另一项专利——配有笔记本电脑和全球定位系统的交警户外工作站,也被当时重庆警方高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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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编辑:晃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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