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孟立联
中央第三轮巡视工作正处于反馈情况阶段。从前两轮被巡视省份来看，巡视组巡视了湖北、内蒙古、贵州、重庆、江西、广东、安徽、山西、湖南、云南、吉林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吉林以外，其他10省(自治区、直辖市)皆有副部级以上的“大老虎”被捉。去年9月18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向江西反馈巡视情况后，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江西省委常委赵智勇相继落马。
如不出意外，中央第三轮巡视组的工作还将继续引人瞩目。从已披露的信息来看，中央第四巡视组组长张文岳向山东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山东有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问题突出，有的地方买官卖官问题比较严重，“带病提拔”、跑官要官问题仍然存在。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徐光春、副组长李五四向北京市反馈巡视情况时强调，北京市各层级干部中都存在腐败现象，国有企业、工程建设、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部门和领域的腐败案件相对集中，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
中央巡视组揭露出来的问题，反映出来的贪腐线索，应该说地方纪检监察机构并不都是毫不知情，甚至有理由认为不少线索都是由地方纪检监察机构提供的，或者说是由地方纪检监察机构配合提出的巡视方向、巡视重点甚至巡视目标。当然，如果没有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地方纪检监察机关也会进行调查处理，但处理的力度和效果就很难说了。事实上，各地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地方纪检监察机构是心知肚明的。由于地方所谓的归属感、荣誉感与不恰当的集体主义倾向，地方纪检监察机构可能更愿意选择掩盖问题、消化问题，即使不能全部掩盖、消化也大多愿意选择大事化小，何况贪腐越来越多的“窝案”现象与性质、越来越密集的家族化、部门化和地区化趋势，使得地方纪检监察机构的工作受到越来越多的掣肘。不该查、不敢查、不能查的“三不”现象反映了地方纪检监察机构的窘境，比如河南省就发生了对中央巡视组的围追堵截;选择性地调查、大事化小的处理凸显了纪检监察体制的困境，比如广东省茂名市腐败“窝案”，“当年退了赃的涉案的160余名茂名官员被放过了”。这起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茂名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的惊天窝案，居然仅有20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其它涉案者则杳无音信。
正是如此，地方纪检监察机构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信任危机。事实上，纪检监察机构本身的体制与制度约束外，少数纪检监察干部在反腐败中的不光彩角色则加剧了地方纪检监察机构的信任危机。一方面，地方纪检监察机构本身作为地方利益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对反腐败本身就存在着被动、排斥、抵制和抗拒的心理。“谁都希望自己梳个光光头”，“谁都不愿意在自己的地盘上出事”,所以,诚如中央第四巡视组组长张文岳7月10日在向山东反馈情况时所指出的那样，“对腐败案件查处力度不够，有的对查办案件有畏难情绪，有的案件处理偏轻，”“对省管正职领导干部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责任追究不力。”查处不力、力度不够、处理偏轻既不奇怪，也不意外，但其直接后果却是纪检监察机构的功能、信用逐步丧失。另一方面，纪检监察干部本身成为腐败的环节，或者成为腐败的帮凶，或者成为腐败利益的分享者、关联者，导致人民群众对地方纪检监察机构抱有高度的怀疑和警惕。
因此，人民群众把反腐败的希望全部或大部寄托到了中央巡视组、中纪委。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扫“四风”、严格执行“八项规定”收拾党心重拾民心的同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央巡视组获得了群众的支持，纵然有所谓的围追堵截，纵然有严防死守，人民群众还是自担风险，自承压力，纷纷向中央巡视组提供情况，反映问题。至此，中央巡视组的高效率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中央巡视组的高效率折射出的不仅是地方纪检监察机构的低效率、公信力低，而是由地方利益链所导致的对地方的不信任。正是由于地方利益链，致使政策执行中的“肠梗阻”普遍存在，“政令不出中南海”，申诉、控告、举报类“信访”居高不下，成为各级检查层出不穷的根源，也是级别越低公信力越差的重要原因。正是如此，“打通最后一公里”，成为时下最热的“词”，也就是各地要消除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障碍，消除职能转变、作风转变、思想转变上的“末梢堵塞”。
显然，地方利益链是形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因素。中央巡视组巡视之地无一不反馈干部选拔任用中的问题，或“不够规范”、“不够严格”或“不够明晰”，或拉票贿选，或带病提拔，或“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下管一级”的干部选拔任用管理体制导致的权力、权利集团及其相关方的形成，不恰当的集体荣誉感导致的地方、单位保护主义抑制了对本单位丑陋现象的揭露且失去了对公平、正义和真相的追求，催生了“最后一公里”的“末梢堵塞”，也是“肠梗阻”形成的重要驱动力量。
因此，在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应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把国家机构领导人的选择权、决定权和衡量权交给人民，让人民当家作主，才可能真正打通“最后一公里”，实现职能、作风和思想的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