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内地大众，包括一些内地执政者，恐怕对此了解并不多，更不要说意识到极端主义离中国已经如此之近，还认为反恐、遏制极端主义只是新疆的事情。
直至今日，仍有不少内地民众，不乏一批媒体人、学者，将新疆暴恐归结为政治压迫、贫困、汉族人剥夺机会所致，试图为暴恐分子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每每新疆发生暴恐，就会出现这样奇怪的现象：对丧命于暴徒之手的无辜生命视若无睹，反倒千方百计为暴恐分子行为寻找理由，甚至不乏同情言论。这不仅是对逝者的不尊重，在逻辑上也将暴恐分子等同于某个族群，看似同情实则伤害了那个族群。从最近几起暴恐案来看，暴恐分子袭击对象已有不分民族不分宗教趋势。
8月4日，克拉玛依发出公告，蒙面纱、穿戴里切克、穿戴吉里巴甫服、穿星月服和蓄留大胡须的“五种人员”将被禁止乘坐公交。批评质疑克拉玛依当局的声音四起，理由是穿什么、留什么，是他人自由。的确，在内地这些都还显得那么陌生，而由于宗教这一话题的敏感性，官方对此向来讳莫如深。殊不知，新疆当局这样做，有其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因为蒙面纱，穿戴里切克、吉里巴甫服、星月服，蓄留大胡须，正是宗教极端势力为彰显宗教极端思想而外显的标志。
自上世纪80年代，宗教极端势力便开始渗透新疆，今天其危害性已经外显且相当严重。近些年更是通过民众的各类日常生活行为、风俗礼仪活动进行渗透，比如不允许在婚礼上唱歌跳舞，限制女人参加社会活动，强迫穿蒙面服等，试图改变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裹挟信众向保守回归，并对世俗派形成压力。今日，无论在乌鲁木齐还是和田机场，都可见一袭黑袍、黑纱遮面的女子，已经引起新疆学者的担忧。就是在欧洲不少国家，也都明令禁止，公共场合不允许出现以上着装。
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有关处理宗教问题的原则，首次提出“遏制极端”。新疆书记张春贤也多次提到要把“去极端化”作为新疆宗教工作的首要任务。新疆同时也在通过举办集体婚礼、跳起麦西来甫、穿起艾德莱丝等活动，以现代化引领民众生活，以此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罗特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本地区内部，有一个国家与众不同。以色列国是红海与地中海之间唯一的开明民主国家。我们站在打击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最前列。我们今天面临的斗争是文明世界其它国家明天可能面临的斗争的预演。”今日新疆何尝不是站在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最前沿，谁又能保证其他地方明天不会面临同样的威胁？正如那位南疆一线公安局长所言，“如果等宗教极端分子修炼成暴恐分子再打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