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我这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多半是被裹挟进去的，是被动参与。比如在高中时闹事，是跟着高三的学生走的。文革中成立红卫兵，其实我是反对的，后来社会秩序乱了，警力军力都无法应对当时混乱的社会局面，为了那个时候的秩序维持，我们搞了西纠，搞了以后就一直很被动，最后弄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有一次岐山还跟我说，看你书里写的觉得你对文革还是很有心结啊，尤其是这事儿对你母亲命运的影响。其实他们都是为了整周总理嘛，不管你搞不搞西纠，反正就是这么个命运。
岐山这话没错，但我总觉得，我要是不站出来可能不至于弄得我们家那么惨。后来我到光大公司工作，发现前任有几十个亿的损失，钱不是我赔的，但屁股得我擦。
到了中信也是，碰上了中信泰富衍生交易的巨大亏损，我听到有人这么议论过，说中信快变成雷曼兄弟了。事虽然不是我办的，但都被裹挟其中，跟着一个一个大潮过来过去。
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回想文革那段岁月，你又怎么看呢？
孔丹：坦诚的讲，文革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抹去的人生经历。我跟好多人交流过，文革的发生是不是有必然性？我觉得还是有必然性的。这一点你可以从我们党的领导集团自建国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轨迹里看出来，应该说一定会有这样一场运动的。我这么说，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遗憾。
现在对文革的看法极端对立。有很多学者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研究文革。文革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战略考量的合理性？我说这个话是源于我的真实感受。因为文革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共产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有可能变质，有可能改变自己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立党为公这种性质。
毛泽东发动文革应该有一个要防止这个党变质的出发点。但文革毕竟是一场给无数人带来灾难的政治运动，包括我们家，一度家破人亡。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用了一个词儿，叫“浪漫主义”，就是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什么叫浪漫主义呢？就是内心有一个积极的想法、好的出发点，但是脱离了实际。一旦脱离了实际，善的初衷也是会导致恶的结果。
我觉得文革的最大的遗产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让我们回到从实际出发，回到实事求是上来。共产党一路走来曾犯过很多错误，但也正是在不断地纠正错误中让自己更强大，让自己更成熟。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你和秦晓的争论大家一直都很关注，他提出一个比较系统地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方案，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孔丹：我和秦晓关系不一般，历史渊源非常深厚，共同走过很长的道路。我们两人在观念上有很大分歧，以至于现在时有争论。根本问题就是我认为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
我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决不能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
我的想法非常明确，就是拥护和跟随现在中央提出的深化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很明确：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政治制度，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课题有六个，而不是单纯地只讲经济。第一个就讲到法制化建设问题，还讲到了社会建设问题，反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一整套系统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