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当时就表达过对中国法治的担忧，认为最近几年中国的法治有倒退的危险倾向。在强硬维稳的思路下，稳定压倒一切一旦失控，弄不好就变成了人治复辟的一个土壤。
重庆演绎的李庄案和王立军案就是最好例证。公安机关家丁化，表面上是打黑除恶，背后是滥用私刑，谋财害命，什么都干，无所顾忌，甚至迫使个别人跑到外国使馆寻求庇护。看似是乱政，实质是在消耗、侵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信任。
对此，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难辞其咎。
周永康案的公布，一方面反映的是中共的反腐决心，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习近平推行法律治国的意志。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十八届四中全会集中聚焦法治课题。周永康案为中国司法改革、法治改革提供了难得契机，使习近平的法治改革议程，不会受到大的阻力，同时这也是“新的历史特点”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须选择。
此次政治局会议指出，“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这就说明，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认识到当前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律治理。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经验。无论是多党制国家，还是两党制国家，抑或是一党制国家，国家的善治无不与法治息息相关。非常熟悉新加坡治理模式的习近平，深刻洞悉到法治是这个国家治理成功的核心理念。
周案的公布，以及四中全会法治议题的确定，将是法治中国的重大历史机遇。法治中国如果实现，不仅是惠及十几亿人口安乐幸福的盛事，也将是为世界创造新文明模式的贡献。具有邓小平气质和意志的习近平，将功不可没。
作者：张广昭，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硕士，青年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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