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以来，上海、山东和江苏相继出台了国企改革的意见和方案。据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统计，截至目前，已有天津、上海、四川、江苏、山东、山西、江西、两湖等十多个省份公布了本省的国企改革方案。
本轮国企改革的背景，是中国国企改革过去十年在国资流失、利益集团固化等争议中基本陷入停滞状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启国企改革，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国企改革“再燃”战火指出了方向。三中全会《决定》对国企改革的800多字论述，也成为各地启动国企改革的“指南针”。
梳理多省国企改革方案发现，各地均以《决定》为蓝本改良升级，基本遵循了中央改革精神，在此基础上，各省也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了不少特点鲜明的举措。在这个过程中，各地不妨多多加强省际交流，学习借鉴其他省份的方法经验，聚内外之力打赢这一场改革“锦标赛”。
鲁津沪等传统国企大省亮点多
在改革方案业已出炉的省份中，不少都属于传统的国企大省，比如上海、山东、江苏、四川、山西、两湖等地。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这些省份2012年的国企数量从400多到1100多家不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这些省份经济结构中占有巨大比重。
本轮国企改革的核心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国有资产管理。GDP大省山东的改革任务非常繁重，2013年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榜中，山东排在26位，而国企数量太多是主因。山东方案最大的亮点是“同股同权”：省属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中，坚持同股同权，股东依法按出资比例行权履职。它保证了国资改革由“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向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的转变，事实上削弱了国资委以往一票否决、“一股独大”的状况。
天津改革方案则是一个突出“多层次”的解决方案。比如，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方面，提出“分类分层推进股份制改革”：着力推动二级核心骨干企业股份制改革，带动三级及以下企业全面放开搞活，形成一级强、二级活、三级专的梯次发展格局。在推进国有资产资本化方面，天津提出“利用境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企业上市”，其中，对引入外资的强调也是本轮国企改革中多个省份的选择。
“分层”改革体现在所有改革方案中，其中最集中点在“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方面，央地均把国企存量分为竞争类、公共服务类、功能类三种（四川分为竞争性和功能性两种），进行分类管理。
上海被认为是截至目前最具创新意识的方案，尤其在国资管理方面，上海提出要“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该方案提出，对部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等进行统筹管理与市场化运作，实现“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为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服务民生等提供支持。这一提法被认为是，上海市国资委有意引入新加坡“淡马锡”管理模式，搭建国资流动平台，通过股权转让引入社会资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机制市场化。
除此之外，也有省份在方案中设计了一些创新性的改革路径。比如，被外界认为方案太谨慎、没新意的江苏省，却首次提出了“建立鼓励探索创新的容错机制”，在国资改革这样一项重大改革领域出台如此机制实属罕见。湖北方案希望“建立运转有效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而且管资本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以探索市场化项目收益提成机制。贵州省则是目前唯一在方案中把改革任务分配给具体行政部门的省份，比如，在“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这项改革条目后面，明确注明“责任单位：省国资委、省财政厅”，其他多条改革任务均已分配到了具体部门。
数字背后的改革硬任务
在三中全会《决定》中，国企改革部分提及的唯一数字是“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明确的数字要求指向的是国企收益上缴领域改革的“硬任务”，即2020年收益上缴比例若达不到30%，那改革便是失败的。这与其他一些原则性表述的改革项明显不同，不写明具体时间或数量的改革项，或者仅用“适当、不一定”等词汇界定的改革，完成与不完成的界限非常模糊。这背后隐藏的是改革的难度和阻力，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改革者的决心和魄力。
数字在各省改革方案中的数量远超三中全会文件。在中央尚未出台国企改革总方案的背景下，各省制定的具体数据与中央方案是否一致尚待确认，但这些指向明确的改革目标数据，确为我们观察地方国企改革提供了具体视角和考核标准。
数字体现最集中的是“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一项。山东省规定这一比例2015年要提高到10%，2020年要提高到30%；江西则把时间提前了两年，要求“在2018年前上缴比例要达到30%”，而重庆更是提出了“到2017年提到30%以上”的攻坚项目；天津市没有设定阶段性目标，而是制定了改革时间表，即收益上缴比例要“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
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江西省鼓励非公资本参与国企改革，提出“5年内混合所有经济要占国资的70%”；重庆市则计划“3-5年三分之二国企将发展成混合所有制”；湖北决定加快推进国有企业上市，力争“到2020年将湖北省国有资本证券化率提高到50%”。
在国有资产布局方面，不少省份提出了国企有限度参与竞争性行业的方案，比如，重庆提出“国有资本一般不再以独资增量方式介入完全竞争领域和市场竞争较充分的领域”；而四川更明确规定“80%的国有资本集中在公共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
国企改革，是中共新一轮深化改革中牵扯面最广，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因其不可避免地将触碰到一些渐趋固化的体制内外的利益集团，难度和阻力是意料中的。国企改革的成败，关键看改革方案制定是否科学，落实是否到位，在这方面，领先其他二十余省份出台了改革方案的省份，已经走在了前列。（文/辛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