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
记者：日本似乎也没有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
记者：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至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
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1919年因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21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记者：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它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这一切，不得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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