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和政治风险（权力）及经济风险（资本）相比，中国改革或者不改革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更大。因为在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社会是最弱的一方，对改革或者不改革的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最差，风险因此也就越大。中国的改革或者不改革，会对社会造成哪些主要风险呢？
中共三中全会《决定》的主题是市场化。对中国社会所能带来的最大风险，便是社会领域的更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的早期，改革者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来，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社会领域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公共住房等，从世界的经验来看，这些领域，政府应当扮演一个主要作用，辅助于市场机制。这个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并非是同一件事情。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的主要目标，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但社会领域的市场机制的主要目标，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效率的最大化。
中国在社会领域的改革显然出现了大问题，改革者把经济政策引入社会领域，导致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人们甚至可以说，中国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破坏社会领域取得的。199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导致医院变成了暴富产业。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应付危机，政府进行了教育的产业化，教育变成了暴富产业。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应付危机，政府进行了房地产的产业化，房地产变成了暴富产业。在这些社会领域，中国的产业化远比西方发达国家的要高，也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要高。
19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想进行社会保障和教育的私有化，结果以失败告终。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东西，在中国都做到了。当然，这不是要赞许的事情。西方的社会保护远比中国好。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的很多国家，社会保护也比中国好。社会领域遭到极大的破坏，就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状态。
因此这些年，中国开始重视起经济转型和政府转型，社会改革的议程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涉及到社会事业的改革。但是，与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相比，对社会事业的改革强调得不多，很不够，尤其是对社会改革和社会事业建设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谈得不多，给人的感觉还是从前的思路，即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仍然在继续，即使在社会领域，改革也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
市场化造福少数伤害多数
一些人就开始担心，中国会不会演变成上世纪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在当时的智利，军人政权使用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推行西方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私有化。结果，新自由主义彻底摧毁了智利社会基础，使得这个国家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中国反对私有化，取而代之的是提倡市场化。不过，如果以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来推行市场化，也会出现人们不想看到、竭力想避免的结果。
对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来说，经济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看这些社会领域的服务的供应是否充分。经济改革给少数人带来巨大的财富，但对老百姓来说，财富便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当人们说，经济改革的好处必须惠及人民的时候，也主要是指这些方面。对普通人来说，财富来自自己打工的收入，这份收入必须负担得起购买所有这些社会领域的服务。一旦这些社会领域被市场化（注意区别于政府向市场购买而提供给社会的市场化），即成为有钱有势者创造巨额利润的地方，普通人不可能负担得起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服务。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服务大多是政府提供的，而不是资本提供的。当然，西方国家普通老百姓争取到这些服务，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即长期的、不乏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
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已经不相信政府的改革，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过去已经有太多的改革，不仅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反而是损害了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改革是GDP导向的，是以破坏社会为导向的，改革越多，老百姓受损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改革消极，不难理解。如果实施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在实践层面仍然延续这种破坏社会的模式，社会风险会大到不可控制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