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版面截图
本周二（7月8日），习近平以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传统头衔，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引发外界持续关注，料将在省级党政系统引发新一轮学“习”行动。
一方面，会议形式及参会人员的“意外”令外界瞩目，比如总书记开经济座谈会而不是总理；其次，官方报道仅提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头衔，而未提深改组组长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兼职”；再次，习总在会上专门叮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称这次座谈会就是落实三中全会“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要求，并将其提高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从参会者及议题看，习总主持经济形势座谈会并非针对具体改革事项，而是把一群在体制内极具名气和影响的专家学者聚到一起，就一些中长期问题“务虚”探讨，有海外观察人士称其是一场“头脑风暴”。在经济年中考之际，习总以此向外界传达了一种声音，即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无论中央还是地方要更多引入外部智力，让专家学者“把脉”改革路线方针，以保证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从中共建政历史和当下现实看，决策智囊在各级政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共领导层五个世代分别经历了革命家——技术官僚——职业化官员三种主要阵容，每一个世代的决策程序和方式各有不同。不过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学而优则仕”的智库型人才份量日渐吃重，有些甚至进入了中共核心权力层。在习李全面改革过程中，这类拥有理论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外脑”拥有广阔的施展空间。
实际上，新一届领导班子对“外脑”的重视已超过以往世代。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2013年4月，习近平作出批示，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表述，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中国新型智库建设正在进入快车道。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智库是政府的“外脑”，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智商和政府的理性。新一轮改革的很多议题对经济社会影响深远，而中国改革并没有可遵依循的成熟模式，全面改革只能继续走“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本轮改革采用“顶层设计+改革实践”两位一体同步推进，这从纪检制度改革、区域经济规划、简政放权等多项改革实例中均可得见。这种改革路径对顶层设计的质量要求更高，对改革实践中每一阶段、每一步骤的智力需求也非常迫切。
这一点，在省级改革过程中体现尤为突出。中央政府的智力资源和质量显然高于地方，而改革政策的落实执行更多在地方，但就目前来看，地方政府一些体制内智库，例如政研室、社科院、党校、参事室、高校等，在本身建设和提供决策参考上成效并不突出。党委政府机构内的智库，往往是给决策者提供资料、写发言稿、写报告，有些智库尽管写一些调研报告，但其坐享吃“皇粮”的得天独厚条件，在中国官僚系统内，这类智库往往以服务、服从于决策者的意志为最高宗旨，研究内容是完善、顺从、粉饰长官的意志，诠释长官的意志。这种以长官意志为出发点而产生的各种决策理论，往往会误导长官意志、误导社会。
也有些智库机构受政府机构编制制约，在决策和提供决策参考两个环节中身份不清，角色不明，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独立性不够。地方政府把深改办设在政研室曾引起质疑，认为不利于厘清政研室智库角色和深改办决策执行角色的区别，这一机构安排将弱化政研室的智库作用。不过，具体的影响仍待在今后的改革进程中观察。
中央高层对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应当在地方得到积极回应。智库不是做学术研究，也不是做教学报告，而是出招、指路，智库就是告诉决策者该怎么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方案的实用性是“政智互动”的牢固保障，比如，写入三中全会文件的“探索实行官邸制”来自于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的持续建言；2009年顺德大部制改革的“石破天惊”，也源于一批奉献自己慧心和才华的“智囊”。
实际上，十八大后不少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向“外脑”借力的改革，有些举措因极具创新性而受到多方关注。在习总座谈会同一天，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担任组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赴京调研，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把脉”建言；7月4日，30名全国法律领域的专家接受四川省人民政府的聘书，成为四川省政府首个法律顾问团成员，这是省级政府响应三中全会“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要求的举措；重庆为从规划层面加快推进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今年延续全国首创的首席规划师政策，遴选和聘任了31名区县首席规划师提供“一对一”服务，把智力支持的触角伸到城市建设规划的每一个区域和领域。
身为改革“顶层设计师”，习总把新型智库建设提升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是执政党治国理政思路的升级，治国思路转变带来的是治国模式的发展进步，把以往国家管理的陈旧模式转变到国家治理的道路上。在这方面，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智库，或将迎来“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新机遇。（文/辛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