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是个“火爆脾气”
杨子江对父亲工作态度的描述是“负责周到，想到什么就一定要办好”。比如杨至成担任副官长后协助供给处为全军做军衣的事，杨子江曾听父亲回忆，他看到红军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士兵的军服、农民的衣服、甚至还有打土豪缴获的女人服装，很不统一。1929年福建长汀战役胜利，红军正好缴获了国民党的一个被服厂，杨至成就想着为红军换新衣。毛主席知道后很赞同，杨至成便四处招收缝纫工人，在苏区建立起一个临时红军被服厂，为红军赶制统一的军装。按照初步设计，红军军装定为灰色八角帽、四个兜的列宁装、小挎包和陈嘉庚皮鞋。由于资金比较富裕，杨至成等几人又向毛泽东、朱德建议给每套军服都配上红领章和红帽徽。
在杨至成的带领下，被服厂的工人几天没合眼，赶制出了6000多套军装，红四军第一次统一着装，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杨子江说：“父亲做军装，既要到各地采购布料和辅料，跟人谈生意，同时还要组织生产，服装产业链上所有岗位都过了一遍，成了全能的‘商人’。”
1933年1月，杨至成接手刚成立不久的总供给部。与赶制军装相比，统领这个涉及被服、装具、粮秣、炊饮、财务、宿营、武器和弹药的部门需要更多的耐心和责任心。杨至成从制度入手，完善了之前建立的红军供给标准。比如，将伙食费的内容规定为“供煮饭买油、盐、柴（煮饭、炒菜、烧茶、烧洗面水、洗澡水所用之柴均属之）、米、菜及买茶叶之用”，各类明细被划分得很有条理。为保证足够的经费，杨至成绞尽脑汁，还摸索出了一套筹资办法，包括向乡政府请领、请群众支援、靠打仗缴获、打土豪筹集、生产自给、自办贸易甚至发行公债。据资料记载，1933年7月，中央政府发行了300万公债，其中100万给红军做军费，另外200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做本钱，投资生产。就这样，在杨至成的操持下，红军自己的后勤部队逐渐发展壮大。
与杨至成共事多年的朋友们这样描述他，“是个直肠子、火爆脾气。也是很接地气的领导，有事说事，从不给你小鞋穿，有时候我们挨点骂心中更痛快。” 很多年后，秘书王之回忆，杨部长有一次和属下“老歪”一起讨论服装样式，“老歪”觉得设计有难度直呼“干不了”，杨部长一下气青了脸，觉得“老歪”故意推辞，上去就是一顿骂。第二天一上班，杨至成就后悔了，亲自来到“老歪”办公室向他道歉。他还向王之交代：“王秘书，以后你看我发火，一定要提醒提醒我。”
与毛泽东的革命情谊
1933年9月，李德从苏联辗转来到红都瑞金，“直肠子”杨至成又得罪了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博古命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直接负责李德的生活，李德要喝牛奶，又要吃面包、香肠和鸡蛋。杨子江说：“那时候条件艰苦，哪有这东西啊。最初父亲千方百计给他准备，慢慢地很看不惯李德作风，最后干脆什么都不管，李德就急了，找茬说他的下属在采办中贪污了公款，父亲被降职为队列科长。”
这时，在瑞金被剥夺军事领导权的还有毛泽东。1934年，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搬到了瑞金县城以西云石山上的寺庙里，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虚职。贺子珍回忆这段日子：“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撤销，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敢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已经被降职的杨至成却不怕，偏偏就去看望了这位老领导。一天下午，毛泽东正坐在一棵大树下与寺庙住持聊天，看到杨至成来了，他略微一愣，说：“我现在朋友不多了，你竟然还敢来看我。”两人相互慰问鼓励，就聊了起来。杨子江说：“父亲去看望毛主席，当他是老领导，也是真正的朋友。”
杨至成还曾回忆在长征途中为毛主席准备的一顿“救命饭”。红军行至草地，筹备的粮食基本耗尽，毛泽东把自己的食物让给工作人员，自己饿虚脱了。周恩来赶紧找来杨至成，主席吃了他带来的食物才慢慢恢复体力。直到建国后，毛主席还记得这顿饭，他邀请杨至成夫妇共进晚餐，幽默地说：“你管了我很长时间饭，这次我管你一顿饭。” 还有一次，毛泽东与中央领导及开国上将合影，他把原本在最后一排的杨至成拉到身后，紧挨着自己站。合影完成后，毛主席递给杨至成一根烟，笑着说：“老杨你这好多年不见了。”
毛主席对杨至成也很信任。1938年，杨至成等一批红军将领前往苏联学习。从延安出发的时候，毛主席仅与杨至成一人交代，到达苏联后稍微照顾下两个儿子毛岸英与毛岸青，并给他一封亲笔信希望能转交给同在苏联的贺子珍。杨子江告诉记者：“父亲在苏联待了8年，他曾同毛岸英、毛岸青住在一起，并周到地照顾他们的生活。父亲回国之际，毛岸英、毛岸青各送给他一张照片，背后留言：‘送给亲爱的杨老太爷，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